报告题目：试论日本古写经《高僧传》的文献价值
报告人：上海师范大学 定源法师
时间：26号（今天）下午3:00
地点：西溪校区行政楼229会议室
欢迎广大师生参加。
试论日本古写经《高僧传》的文献价值
——以卷五部分所见“异文”与“佚文”为例——
定 源
《高僧传》，梁代沙门慧皎（497～554）撰，共十四卷（或十卷）。本传集录了从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东传迄至梁代，约四百五十年左右的僧人传记，与唐代道宣《续高僧传》、宋代赞宁《宋高僧传》，并称为中国佛教的“三大僧传”。本传成书较早，内容丰富，它不仅是研究中国早期佛教史的必备之书，也是探讨中国古代历史、社会、制度等方面的珍贵史料。
迄今为止，围绕《高僧传》一书，海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已作了不少研究，论著数量不胜枚举，成果相当可观。然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在大家探讨《高僧传》内容的同时，似乎对其文本本身缺少应有的关注，因为在《高僧传》文本整理方面，迄今除了中华书局曾经出版过汤用彤先生的校注本之外，再没有别或更好的校理本。
汤先生的校注本是以《大正藏》卷五十所收的文本（简称“大正藏本”）为底本，并参校其它诸本而成。而“大正藏本”是以高丽再雕本为底本，并校以宋（思溪藏）、元（普宁藏）、明（嘉兴藏）三本，以及日本宫内厅所藏的福州开元寺本。由此看来，“大正藏本”系统的文本只能反映了宋代以来的刻本面貌。近年来，随着学术的不断发展以及各种数据的陆续公开，《高僧传》的版本越来越多，除了宋代以来各种刊本大藏经所收的文本（包括韩国现存的高丽初雕本与再雕本）之外，日本古写经中也发现了不少新的写本。有趣的是，这些写本与通行的刻本相比，文字方面差异较大，显然是另一种系统的文本。通过笔者初步比勘显示，写本与刻本之间的差异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分卷不同
（二）传记排列顺序有别
（三）各卷所收人数不一
（四）传记文字互有增减
如上现象不仅未为中国学者所了解，也没有引起日本学者的充分注意。在以上四种差异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第四点，尤其在《高僧传》的卷五部分，在有些传记中写本与刻本之间的文字出入较大，有些写本的文字完全不见于刻本。同一传记在不同版本之间为何会出现这些“异文”与“佚文”？这些差异为《高僧传》的版本研究提出了哪些新的问题？凡此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本发表即以《高僧传》卷五部分所见“异文”与“佚文”为例，在追溯日本古写经《高僧传》版本源流的基础上，尝试论述日本古写经的文献价值，希望藉此唤起大家对日本古写经文献的重视。
附：有关笔者对日本古写经《高僧传》的研究，可参见以下拙文：
http://ci.nii.ac.jp/els/110009391571.pdf?id=ART0009893883&type=pdf&lang=jp&host=cinii&order_no=&ppv_type=0&lang_sw=&no=1371444033&c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