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本及其物质性”国际研讨会于2018年4月6-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召开，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主办，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及中国大陆的14位学者在会上作了报告。
本中心许建平教授应邀出席会议，作了题为《伯2643号〈尚书〉写本的特点及相关问题的思考》的报告，首先从字体、题记、避讳三个方面考证写卷的抄写时间，认为这件写本的抄写时间不会晚于唐高宗时期，极有可能是隋朝或唐初的高祖、太宗时期所抄。
其次，通过对写卷中红、黑、棕三种颜色的旁注添字的考察，认为红色旁注字是�笔题记者所为，黑色旁注字应是墨笔题记者所为。而棕色旁注字是用墨笔在红色字上描润所致，故墨笔题记的时间应晚于�笔题记，是仿照�笔题记而写。可以肯定，伯2643号写卷经过阅读者的两次校改，校改时参考了当时流行的其他文本。可以说这个写本有三个文本层次，一是伯2643本身，二是红色旁注字所据之文本，三是黑色旁注字所据之文本。所以在校录伯2643时，要对这些旁注字进行仔细考察，区别其文本的不同层次，不能直接将这些旁注字插入正文作为一个文本进行校勘。这一点是以后进行写本校录时需要特别注意的。
最后，根据校阅者在隶古字上添加构件而使隶古字变成流行楷定今字之举，认为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以梅颐原本并非全为隶古字的看法值得商榷，梅颐献上的隶古定《尚书》应是全为古字本，其今字乃传抄者的改动，所以从现存的敦煌吐鲁番写本以及日本古写本来看，越是抄写时间晚的写卷，隶古字越少，这就是在传抄过程中逐步改动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