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5日，由浙江大学中文系、汉语史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五届汉语语法史青年论坛”在浙大紫金港校区顺利召开，来自全国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论坛围绕着汉语代词和副词的历史演变等多个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论坛伊始，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主任汪维辉教授致开幕词。汪老师简单介绍了浙大汉语史研究中心的基本情况，对到场的专家学者表示欢迎，并希望论坛能够连续不断地举办下去。
上午第一场报告由浙大汉语史研究中心史文磊副教授主持。首位报告人是南开大学谷峰教授。受疫情管控的影响，谷峰老师以录制视频报告论文《上古汉语语气副词范围的辨析》。针对以往研究把否定副词、谦敬副词、句首和句中的“唯”、强调主语的“实”、体词判断句中的“即”和“乃”、表示意愿的“宁”以及“意、意者、抑”等分析为语气副词。文章提出，否定副词从整体上不应该视为语气副词的次类，谦敬副词整体上应该算作方式副词，“唯”“实”“即”“乃”“宁”等的句法分布都与典型语气副词有区别，应该分别看作系词、助词、连词、动词等成分。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李博寒博士报告的题目是《试论佛经翻译与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成熟之关系》。她指出，虽然佛经汉译者用“彼”或“彼NP”对译梵本中的第三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sa”，但“彼”的多功能性限制了它发展为成熟的第三人称代词。在梵汉对勘的过程中并没有找到“他”对译第三人称代词的例子，佛经翻译似乎只为出现在该位置的指示代词语法化为第三人称代词提供了条件。然而“他”成为第三人称代词的先决条件之一即是“他”可以取代“彼”，作句子的主语。要解决该问题，不仅需要对汉译佛经中“他”的来源作系统分析，还需要从汉语自身演变的角度出发，对“指示代词＞第三人称代词”和“旁指代词＞第三人称代词”这两条路径作更深入的探究。
四川大学/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李果副教授报告的题目是《上古汉语带后缀副词[X+然]的位置与分布》。报告立足于制图理论，主要介绍了上古汉语带后缀副词[X+然]的位置与分布，并归纳了[X+然]作状语的两种类型：一种是在屈折语层的外状语[X+然]，描述的是主语的状态；另一种是在动词短语层的内状语[X+然]，直接修饰动词。这种区分影响了对[X+然]与时间副词、[X+然]与“自”以及句首[X+然]的语义解读。
江西师范大学李小军教授作了题为《汉语方所格介词的来源及功能扩展模式》的报告，认为汉语史及现代汉语方言中方所格介词的语义来源大致可以分为五大类、十五小类：第一大类包括⑴存在类、⑵放置类；第二大类包括⑶跟随类、⑷经过类、⑸沿行类、⑹“打”；第三大类包括⑺到达类、⑻朝向类、⑼跟随/伴随类、⑽给予类、⑾言说/对答类、⑿前往类、⒀靠近类；第四大类是⒁连接类；第五大类是⒂行走类。
上午第二场由浙大汉语史研究中心真大成副教授主持。复旦大学梁银峰副教授考察了“�”的“曾经”义的来源，指出在战国简帛文献中，表示“曾经”义除了用“�”字以外，还可以用“尚”“�”“�”等字，到了汉代的简帛材料中，表示“曾经”义的“�”就基本稳定地使用“�”表示了。而“尚”本身可以引申出“曾经”的词义，作为时体副词使用。因而“�”当为“尚”的通假字，其“曾经”义并不是从其本身的“辨别滋味、品尝”义引申出来的。
中山大学林华勇教授作了题为《“位移>过去”——从粤方言“来”看》的报告。文章从广州、廉江两地粤方言的情况出发，联系早期粤语和近代汉语的情况，考察了“�/来”“过去”用法的途径和来源。林老师指出，现代广州、廉江粤语的“VP+来”可出现“位移”“过去”两种解读，连动结构是演变的句法环境。当“V+NP+来”存在歧义时，动词有一定的选择性。粤语中表过去的“来”常见于问答句中，这与对汉语史的考察结果有相似之处。
中山大学龙海平教授在题为《自然语言视野下的语气副词演变路径研究——以“果然”为例》的发言中，通过考察历时语料证明了现代汉语语气副词“果然”经历了句外>句首>句中的演变路径。他指出要真正弄清汉语语气副词的演变路径，就需要基于汉语史对每个（每组）个案进行独立的、不带任何理论假设的描述，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确定哪一条路径是主要路径，哪一条路径是类推衍生路径。
下午第一场报告由真大成副教授主持。浙大汉语史研究中心史文磊副教授宣读论文《从信息结构的句法表现看上古汉语“吾”“我”之辨》。文章在对《论语》《左传》“吾”“我”用例的进行穷尽性调查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至少在春秋后期到战国中期这段时间鲁国等地域的通用语中，“吾”和“我”在句法分布上是存在严整区别的。文章结论不但可以更加准确地揭示“吾”“我”之别，加深对相关问题的认识，还可以为追溯“吾”及其异文形式的来源提供很好的角度，同时也能为深入认识上古汉语其他人称代词系统提供比较重要的参考。
浙大汉语史研究中心王诚副教授《从句法—语义界面看先秦至汉代动词的历时演变——以“雇（顾）”和“诣”为例》一文从语义角色和事件表征的角度分析了先秦至汉代动词“雇（顾）”和“诣”的历时演变。“顾”在战国末期已有酬付义，后接表赋税的宾语（即所酬付的钱物），到秦代用于双宾语结构；表雇佣义的“顾（雇）”出现于东汉，且见于兼语式；汉简及中古译经中“顾”可表购买；“雇”的租赁义大概到南北朝时期才正式出现。先秦文献和出土秦简中“诣”的大多数用例，表示将疑犯押送、送交官府，但句法表现较为多样，汉代文献如《史记》中“诣”的主要含义仍然是送致，而探问拜访则是后起之义。
南京大学张福通助理教授报告的题目是《量级结构规约与近代汉语名词语法化——基于名词“大概”等的考察》。报告首先对“大概”的功能进行了分类，并采用程度语义学的分析框架，归纳了“大概”多种功能的语义关联。然后，报告概括了“大概”功能的两条演变路径：（一）“名词＞描摹性副词＞范围副词＞语气副词”；（二）“名词＞形容词a＞形容词b”。最后，对“大概”的语法化机制进行了探讨，认为“大概”多种功能的发展是重新分析和类推两种机制作用的结果，尤以后者为主。
下午第二场报告由王诚副教授主持。真大成副教授考察了“奴”作自称称谓的出现时代，认为这种自称用法的出现是汉语用“奴”对译鲜卑、突厥等游牧民族的语言中专表奴仆义的词语的结果，这导致了作自称的“奴”最初流行于北朝，继而扩散开来。至唐代中晚期，“奴”成为全民用语，突破了性别和身份的限制。自称称谓词“奴”的用法及行用时地，也可以作为推定旧题三国吴支谦译《撰集百缘经》译成时地的语言证据之一。
华东师范大学郑伟教授报告的题目是《方言语法史中的竞争性演变》。文章以吴语的历时和共时语法特点为例，介绍了方言语法演变中的竞争性变化及其表现，例如语法成分的存古表现、不同来源的语法成分的线性叠加、扩散式的语法演变等。举例包括指示词系统、否定词系统、体助词、助动词、定语标记、人称代词复数后缀等。
中国人民大学朱冠明教授作了题为《元明以来汉语语法的变化》的报告。文章首先指明这一时期“他”作主语的频率显著提高，通过对历时语料的抽样调查，发现1930-1940年代“他”作主语频率激增的原因应该与这个时代的作家受外来作品影响较大、欧化严重有关。1990年代以来“他”作主语的频率大幅回落，不过仍然显著高于传统作品，这表明欧化现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被扼制，但已经给汉语造成了不可逆的影响。除此之外，朱老师还介绍了元明以来修饰语与中心词之间更多使用标记词“的”和程度副词修饰动补结构的语序变化两种现象。
上海辞书出版社《辞书研究》编辑部主任郎晶晶老师受邀参会，就汉语史研究著作的出版流程以及《辞书研究》的改革和发展思路，与参会学者进行了交流。
此次会议有多个话题引起争鸣，与会学者和同学在闭幕环节仍在就相关问题进行讨论。最后，史文磊副教授对全场报告作总结发言。经过一天的报告与讨论，在座师生攻错琢磨，均表示获益良多。
据悉，第六届汉语语法史青年论坛将于2021年在中山大学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