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维辉教授访谈录
受访者：汪维辉教授
采访者：邵珠君
01.
邵珠君：您的研究方向是“汉语词汇史”和“训诂学”，请问您是如何确立这样的研究方向的？
汪维辉：这跟我的师承有关。我1983－1986年在华中师范大学（入学时还叫华中师范学院）师从杨潜斋先生攻读硕士学位，当时读的专业是“汉语史”，研究方向是“训诂学”。杨先生是黄季刚先生的弟子，学问根基深厚，他教给了我治训诂学（也是语言学）的三原则：让语言本身说话，全面不矛盾，经济（行文要简炼）。毕业前夕我发表了《“伐轮”、“伐辐”及其他》，这是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之后训诂学始终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陆续发表过50多篇文章，大多属于词语考释一类。最近发表的《训诂基本原则例说》，是我多年从事训诂学习和研究的心得总结。至今我对训诂学的兴趣仍然不减。
1995－1997年，我在四川大学（当时叫四川联合大学）师从张永言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专业还是“汉语史”，研究方向是“中古汉语词汇”。张先生把我带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他和我合撰的《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开启了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的新领域，发表后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最近二十多年常用词演变研究逐渐成为汉语史领域的一个热点。他指导我做的博士论文是《东汉魏晋南北朝常用词演变研究》，实际上就是中古汉语词汇史的一部分。这篇博士论文经过修改后改题为《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正式出版。此后我把研究范围扩展到整个通史，就是从上古一直做到明清。1997－1999年，我在南京大学做博士后，受到合作导师鲁国尧先生的影响，开始全面关注方言，这样就逐渐形成了“纵（历时演变）、横（共时分布）结合”研究汉语词汇的思路。前不久刚刚出版的《汉语核心词的历史与现状研究》，是我二十多年从事这一方向研究的一个小结。
02.
邵珠君：的确，最近二十多年来，您一直在汉语词汇史领域奋力开拓，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可以说是这一方向的引领者；您还提出过从事汉语词汇史研究需要兼具“语文学的功底”和“语言学的眼光”，得到很多同行的认同。能否谈谈您在这方面的研究历程和治学心得？
汪维辉：如上所说，我从事汉语词汇史研究是在川大读博时受到张永言先生的影响。研究历程大致是：以个案研究为基础，从断代研究入手，然后扩展到通史研究，再拓展到纵横结合。二十多年从事这项研究，当然有很多心得体会。我在几篇文章中谈到过这个问题，如《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的若干问题》《语文学的功底 语言学的眼光——研治汉语词汇史的一点心得》等。最重要的体会有下面几点。一是必须十分重视文献。因为从事汉语史研究，一切材料都来自历史文献，不能自造例子，如果没有比较扎实的文献功底和传统语文学素养，是难以胜任的。现在不少年轻学者很重视理论，却忽视文献的正确运用，常常在材料上出问题，影响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也使他们的论著难以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准，这是应该引以为戒的。这就是所谓的“语文学的功底”。二是要有必要的语言学修养。汉语是人类语言的一种，汉语研究（包括汉语史）理所当然应该用当代科学的语言学理论作指导。虽然我的理论修养并不算好，但是自认为理论意识还是强的。这就是所谓的“语言学的眼光”。三是要有严谨细致的学风。四是要有比较宽广的知识面。
03.
邵珠君：您虽然已经“功成名就”，年逾耳顺，但仍然在学术研究的园地里耕耘不辍，新成果不断涌现，比如两年前出版的《汉语核心词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入选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受到广泛关注，还有一部40多万字的《汉语词汇史新探续集》已经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而且每年都会有多篇高质量的论文发表。请问您的研究动力来自何处？
汪维辉：我的动力主要来自兴趣。学术研究是我的最爱，把一个疑难问题搞清楚了，我觉得有无穷的乐趣。我喜欢学习新知识，一直保持着比较旺盛的求知欲和很强的好奇心。不管是不是跟我的研究直接有关，对新知我都有浓厚的兴趣。只要有时间，我都会找一些新的书来读，也经常浏览各种专业期刊上发表的新文章。我长期订阅《中国语文》，每次拿到新的杂志，总要挑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文章看一看，以便及时了解学术动态，学习新知。古人说“开卷有益”，对此我深有体会。再聪明的人，不学习也会落后。随着阅历的增长，阅读中常常会发现各种问题，形成跟别人不同的看法，这些想法往往就会成为研究的题目。
另一个动力则来自于外界。人都是有惰性的，虽然我自认为属于“不用扬鞭自奋蹄”的一类人，但是没有硬任务逼着，也会懈怠。我这二十多年来发表的文章，基本上都是会议逼出来的，出版的两本专著《〈齐民要术〉词汇语法研究》和《汉语核心词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则是项目逼出来的。记得蒋绍愚先生很多年前在一次会议上说过一句话：“不带论文不参加学术会议。”这虽是蒋先生说他自己，但是我觉得也是对我们后辈说的。此后我一直恪守这句话，凡是参加学术会议必带论文，而且尽可能认真准备，每篇文章总要有些新意。这跟我凡事总想追求完美、不愿丢脸的个性也有关系。这些年随着学术会议越来越多，有些会议又不得不参加，比如2017年我参加了十几个会，每次会议都写一篇新文章实在有点力不从心，有时一篇文章参加两个甚至三个会议的情况也有，但是不多。2018年底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汉语词汇史新探续集》，就是我2009年入职浙大以来发表的30篇文章（其中有4篇系与朋友或学生合撰）的论文集，这些文章是第一次结集出版，没有收入过之前的两本论文集。
04.
邵珠君：您认为研究和教学是什么样的关系？您上课很受学生欢迎，这跟您的学术研究有必然的联系吗？
汪维辉：我始终认为，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教书育人是我的天职，教书是我的本分，而科研则是个人的事。我尤其喜欢给本科生上课，因为不管是在南京大学，还是在浙江大学，我们的本科生都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大学生，给本科生上课，我总是享受着“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快乐。我觉得在大学教书，要把课上好，除了教学技巧外，更重要的是要靠内容取胜，这就需要有科研作支撑。我常常把我的研究心得融入教学之中，受到学生的欢迎。比如我给本科生上《古代汉语》，在讲读文选时就常常指出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存在的问题，让学生知道这部教材虽然总体水平很高，但是也并非尽善尽美，读其他书也是一样，就是孟子说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原话中的“书”是指《尚书》，因此应该加书名号。不过今天我们也不妨把“书”作广义的理解），要有自己的判断。教师除了传授知识，还应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精神和能力，这一点其实更重要，所以我在南京大学给本科生上《训诂学》课的时候曾经说过，训诂学其实是一门思维训练课。给本科生开的《汉语史》课，我讲自己的研究心得就更多了，虽然内容很专业，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觉得有启发。针对如此优秀的本科生，不怕你把课讲深了，就怕你讲浅了，当然这是就授课内容而言，讲法上还是应该深入浅出。如果你只会照本宣科，照着教材讲，学生是不会满足的。所以给大学生上课，没有科研做后盾是不行的，更不用说硕士生、博士生了。教学和科研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而不是相互对立。反过来，教学也会促进科研，有些在教学中碰到的问题，就成了我的论文题目，比如《〈左传〉“死且不朽”解诂》《释先秦文献中的“先子”——附论“先君子”》《〈触�说赵太后〉三本异文之比较》等文章，题目都来自课堂教学。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教学相长”。
05.
邵珠君：您对今后的研究有何打算？对汉语词汇史和训诂学这两个研究方向如何进一步发展有何看法？
汪维辉：在我的有生之年，还有很多事情想做。首先是要完成我承担的几个科研项目，包括“今训汇纂·宋元卷”“汉语词汇通史·近代卷”“汉语基本词汇历史演变研究”等。在做完这几个“规定动作”之后，我还想完成我一直想做的一些“自选动作”，比如“《诗经》译注”。我发现很多著名学者、作家，到了晚年，都会回归到我们的一些传统经典，致力于这些经典的研究，这也许可以称为一种“经典情结”吧。因为这些经典是永恒的，具有永久的魅力。我现在也是如此。我从读硕士开始，就对《诗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可能跟杨潜斋先生的熏陶有关，他经常给我们讲他研究《诗经》的心得。在我们读硕士的年代，华中师大的校园很美丽，我常常一早起来就到校园里背《诗经》，“国风”和“小雅”的很多诗篇至今仍能背诵。我发现《诗经》的疑难问题多极了，虽然经过几千年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但是仍有大量的问题无法解答，大到一首诗的诗意，小到一字一句的训释。我写过一些这方面的文章，比如《〈诗经〉札记》《〈诗经〉中的借代》《也说〈诗·新台〉之“鸿”》《也说“�鹿攸伏”之“攸”》《〈诗经〉“谁适为容”“谁适与谋”解》等。我希望能够完成一部自己比较满意的《〈诗经〉译注》，目标是尽可能地还原《诗经》原意，因为现在很多的《诗经》解读在我看来都是“曲解”。这只是我目前的一个初步打算，能否实现取决于很多因素。
对汉语词汇史和训诂学这两个研究方向如何进一步发展，我在这里也不妨谈一点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对于汉语这样一门历史悠久、使用人口众多、文献极为丰富且从未中断、方言差异无比纷繁复杂、具有鲜明类型特征的重要语言，我们理应有一部规制宏大、叙述精详的《汉语词汇史》，才能跟我们伟大的母语相称。目前虽然已经出版了几种汉语词汇史方面的著作，但跟我心中的目标还相差甚远。我想至少要有十卷以上的篇幅才能把汉语词汇几千年的演变历史叙述清楚。我这辈子当然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但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应该确立这一目标，一点一点做起来，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最终达成这个目标。另一方面，再详尽的词汇史著作也不可能把所有的词一一论及，因此词汇史还应该有另一种表达方式，这就是大型的历史性词典。我们已经有了12卷本的《汉语大词典》，编成于“文革”后期，目前正在修订，据报道篇幅将增加至25卷。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础。今后我们应该把它做得更好，我觉得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一是扩大收词量，尽可能把历史文献中曾经出现过的词汇都收进去。随着大型文献数据库的建成和研究成果的不断积累，做到这一点已经不是难事。二是增加信息量，每一个词条除了现有的字形、注音、释义和引例外，还应该加注词性，有的条目可以增加说明，提供语源、字词关系、时代差异等需要向读者交代的信息。三是尽量反映汉语词汇历时演变的脉络，比如义项的排列、书证的选择等都应该贯彻“历史性”原则。四是提高精确性，目前的《汉语大词典》在收词立目、注音释义、引用例证等各个环节还存在不少问题，学者们也已经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进行商榷补正，相信此次修订会最大程度地加以吸纳，但是这个工作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即使将来修订本出来以后也还需要不断地纠谬补缺。五是建立“在线修订”的长效机制，就是把词典的电子版放到网上，让公众免费共享，同时建立一个网上修订平台，人人可以参与修订，读者提出的意见定期由审订委员会约请专家审定，确可成立者即予采纳，随时加以修订。只有采用这种动态修订的方法，才能保证《汉语大词典》不断得到完善，详细的论述可以参看拙文《时代呼唤在线〈汉语大词典〉》和《探索辞书“动态修订”的新模式》。一部全面、科学的《汉语词汇史》，加上一部详尽、准确的《汉语大词典》，我们汉语词汇三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庶几可以比较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眼前。
训诂学的主要目的是准确地解读古书。准确解读古书牵涉许多方面，问题非常复杂。我国历代留下来的古书注释汗牛充栋，其中有正确的部分，但也存在大量的误解误释。我认为，当今训诂学的主要任务，一是对这份遗产进行科学的清理，在此基础上推出历代重要典籍的新校新注本，为今天的读者提供优质的古书读本，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问题仍然不少，水平也参差不齐。二是通过具体案例全面总结科学的训诂方法，用以指导训诂实践，使上面说的古籍遗产整理工作的水平有较大的提高。什么样的训诂是正确的，它为什么正确？什么样的训诂是错误的，它为什么错误？这里面大有研究的余地。有时候对一个词语的解释，训诂学家们会提出各种各样的看法，有的是非曲直比较容易判断，有的则令人犹疑，难下断语，因为看起来都有道理，各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见仁见智，各有各的道理。但是古书的原意只能有一个，凡是数说并存的都是没有探明确诂的。究竟如何才能全面、准确、深刻地把握一个词的词义？在解释词义时，究竟有哪些因素必须考虑？这都是当代训诂学需要回答的理论问题。虽然学者们已经做了很多研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但是大多数的论著都只是举例性质，还没有全面详尽地回答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我们需要一部《训诂实操手册》，把大大小小的训释规范（或者说“原则”）一条条写出来，辅以正反两方面的实例，使初学者可以通过具体案例比较容易地掌握一些最基本的训诂原则，同时也可以从中总结出切合实际的训诂理论和方法。当然，并不是说有了这样一部《训诂实操手册》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了，古书的训释是一件极其复杂的工作，情况千差万别，不可一概而论，最根本的原则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06.
邵珠君：您的研究除了学术价值之外，对现实的语文生活是否也有用处？作为汉语研究者，您对社会上关于语言文字的一些热点问题怎么看？比如方言保护问题、繁简字问题、网络新词问题等等。
汪维辉：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作为一名汉语研究者和语文工作者，我觉得除了学术研究之外，还应该承担起传播正确的语言文字科学知识的责任，不能只是关在象牙塔里做高深学问。前辈们在这方面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比如吕叔湘先生的《语文常谈》，就是我常常向学生推荐的一本书。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大概只有五六万字，却用明白晓畅的语言、生动有趣的例子，把有关语言文字的一些基本道理说得清清楚楚，见解准确而深刻，真是一本百读不厌的好书。我企望追随前辈，也写出《语文常谈》那样的书，比如把我研究汉语核心词的成果写成通俗读物《汉语词汇史漫谈》（或者叫《汉语词汇的前世今生》，还没有想好），把汉语一批核心词的现状和历史用通俗有趣的语言介绍给普通读者。上海教育出版社主办的《语言文字周报》为我开辟了一个“汉语词汇史漫谈”专栏，已经陆续发表了几篇系列文章，如《古人如何“说话”》《古人如何“吃饭”》《古人如何“居住”》《古人如何“穿衣”》《古人如何“走路”》《“睡觉”古今谈》等。此外我也写过一些语言文字方面的普及性文章。
关于方言保护问题，我并没有什么独特的看法，只说两点：第一，方言的消亡不可避免，只是一个速度问题；第二，趁着方言还没有消亡或剧变，我们应该尽最大可能把它们记录下来，给后人留下一份不可再生的资料。我想这也是大部分语言学家的共识。
关于繁简字的争论，我写过一篇《从文言到白话 从繁体到简体——近代转型期中国的书面语和文字》，阐述过我的看法：“汉字自古以来就有简化和繁化两大趋势，但是简化是主流，早在甲骨文中就已经有简体字，后来历代都有简体字。简体字的好处是易学易写，它受到人们欢迎是必然的。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黄宗羲（梨洲），据说‘喜用俗字抄书，云可省工夫一半’，是大学者使用简体字的先驱。中国大陆自从50年代以后政府大力推行简体字，成效卓著。现在有些人又提出要恢复繁体字，这是违背历史潮流的，对近百年来的国语运动史也缺乏基本的了解，注定行不通。”
网络新词是人类社会进入网络时代以后的新生事物，是当代语文生活中出现的新现象。网络新词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主要是年轻人。青少年思维活跃，富有创造力，追求新颖，喜欢创造新词语不足为怪，有些其实近于语言游戏。有人视网络新词为洪水猛兽，认为应该加以干预和规范，我以为大可不必，事实上也管不了。大部分网络新词只是昙花一现，时过境迁，很快就被人们淡忘了；真正能够进入全民通语的只是一小部分，这部分新词语适应了语用需求，为汉语词汇系统增添了新鲜血液，最终会被收入词典，这也符合汉语词汇发展的规律。因此我认为对待网络新词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把一切交给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