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路教授学术研究述略

王云路教授学术研究述略

王 诚

 

王云路，女，辽宁大连市人，现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第八届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兼任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周有光语言文字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部学位委员会主任，《汉语史学报》主编，中国训诂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等。

王云路教授[1]曾获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科成果二等奖和浙江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课题和高校古委会课题十余项，多次应邀到法国、美国、日本、韩国等国的多所高校以及香港、台湾等地高校进行合作研究或讲学。下面先简要叙述她的治学经历，然后择要述介她的研究成果及其学术贡献，并就笔者的管见浅析其治学特点。 [1] 为免行文冗赘，下文省略“教授”。

 

一、治学历程

 

王云路1982年毕业于辽宁师范学院中文系，大学时代在郭栋教授的鼓励和引导下，对古汉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又由于考察古书中“乘”字的释义，与王念孙及其著作结下不浅的缘分，由此走上古汉语研究之路，多年后她发表的《王念孙“乘”字说浅论》一文就是那个时候刻苦钻研的收获。1982-1985年王云路就读于杭州大学中文系汉语史专业，是郭在贻先生招收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硕士期间在郭老师指导下写的第一篇文章《〈文心雕龙·熔裁篇〉“二意两出”新解》后来发表于《文学评论》，这是她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由于本科期间阅读过王念孙的著作，她的硕士论文选题便以《读书杂志》为对象。在深入钻研的过程中，她发现了王念孙的一些失误，先后写了《读〈读书杂志〉札记》（后发表于《中国语文》）和《〈读书杂志〉志疑》（后发表于《古汉语研究》），最终提交答辩的论文题目为《清代学者王念孙〈读书杂志〉失误举例与分析》，与此同时，她也归纳总结了王念孙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特色，撰写了《〈读书杂志〉方法论浅述》和《试论〈读书杂志〉校释特色》，后来发表于《杭州大学学报》等刊物。王念孙是清代乾嘉学派最为知名、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通过对其校勘和训诂代表作的客观研究，王云路对于乾嘉学术的精髓和要义有了较深的理解和把握，在这个过程中，她也深受乾嘉学者“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优良学风的影响，在学术的起步阶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形成了求真务实、不尚空谈的治学风格。

硕士毕业之后，王云路留在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任教。1989年她又考取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师从姜亮夫先生。在这期间，由于受蒋礼鸿、郭在贻两位老师的影响，她的兴趣已由上古转到了中古，特别是对中古诗歌倾注了很大的热情，因此即以汉魏六朝诗歌语言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得到导师姜亮夫先生的肯定和鼓励。由此她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对中古诗歌语言作了多角度的研究，后来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涉及的内容包括：研究综述，如《历代汉魏六朝诗歌语词研究简述》；研究价值，如《从〈汉语大词典〉看六朝诗歌的汉语史研究价值》；语词源流，如《汉魏六朝诗歌语词探源》《中古诗歌语言源流演变述略》；复音词和构词法，如《中古诗歌附加式双音词举例》《简述汉魏六朝诗歌中的新词及其分类》；注释校勘，如《汉魏六朝诗歌校注释例》《中古诗歌误字略说——兼谈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校勘》；辞书编纂，如《汉魏六朝诗歌语言研究与辞书编纂》等。1997年，王云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汉魏六朝诗歌语言论稿》。1999年，又出版了《六朝诗歌语词研究》。2014年，综合上述两书的内容，设计全新的章节安排，并作大幅度的修订、补充，出版了《中古诗歌语言研究》，可以说是她在该领域研究的一个总结。

1992年，王云路获博士学位，同年她与丈夫方一新合著的《中古汉语语词例释》出版，次年，两位又合作编撰出版了《中古汉语读本》，自此以后他们一直在中古汉语这片新开垦的园地中辛勤耕作，用心浇灌，同时也收获了丰硕的成果。2010年，王云路的《中古汉语词汇史》（上、下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著作被学界誉为“中古汉语里程碑式的著作”，荣获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和浙江省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从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王云路发表了一系列中古汉语词语考释的文章，重点关注字面生涩而义晦和字面普通而义别这两类词语，如《“精采”探源》《说“商女”》《试说“冰矜”》《“云雨”漫笔》《〈太平经〉语词诠释》《〈太平经〉释词》《〈诸病源候论〉释词》《汉魏六朝语词札记》《说“凤笙”》《释“�䶗”》《说“接䍦”》《“烦疼”辨析》（后三篇与学生合作）等。这些词语考释方法相对传统，以解释词义为目的，重视破假借和探求本字。而后来她的研究则不再限于传统考据，不是为了解释而解释，往往在具体考释单个词语的同时，关注到与之相关的一类词语，并力求揭示其中所蕴含的普遍规律，有代表性的如《试说“鞭耻”——兼谈一种特殊的并列式复音词》《谈“摒挡”及其相关词语的附加式构词特点》《释“踊跃”及其他——兼谈词义演变的相关问题》《释“零丁”与“伶俜”——兼谈联绵词的产生方式之一》《释“首告”》《说“打点”及其他》《从“声张正义”说起——论“即音求义”的多重作用》《试说复音词结构关系的复杂性——以“幽寻”“掩映”等为例》《试论复音词的结构关系与成词理据》等。

90年代，王云路曾发表过一组系列论文，包括《汉魏六朝语言研究与辞书编纂》《汉魏六朝语言研究与古代疾疫》《汉魏六朝语言研究与中古文献校理》《汉魏六朝语言研究与古籍校注》，从具体的语词出发，说明中古词汇研究的价值和作用。这些方面也正是她在研究中所着意关注的，通过平时的点滴积累，她还写了《望文生训举例与探源》《古书句读札记》《读〈管锥编〉〈宋诗选注〉献疑》《读〈诸病源候论校注〉札记》《辞书失误考略》《黄季刚先生〈《文选·奏弹刘整》评点〉补说》等札记类文章。新世纪以来，她注重总结过去的研究，站在学术史的高度，对中古词汇研究作了较为全面的综述，发表或合作发表了《百年中古汉语词汇研究概述》《中古常用词研究漫谈》《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综论》《本世纪以来（2000-2011）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综论》等文章。

此外，王云路还撰写了多篇学术书评（部分与方一新教授合作），如《〈世说新语辞典〉（张永言等）读后》《中华版〈世说新语译注〉读后》《评〈佛经续释词〉》《寒山诗的“知音”和“明眼人”——读项楚〈寒山诗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世说新语大辞典〉》等。这些书评往往并不局限于所评论的著作本身，而是在把握相关材料的整体研究状况、与以前的研究进行对比的基础上，对中古汉语研究相关问题作宏观或微观的探讨，其中涉及理论思考、研究方法和具体考据等内容。例如，《汉语史研究领域的新拓展——评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一文中对训诂学与词汇史的关系作了讨论；《读〈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一文中对语气助词“那”的含义作了考辨；《评董志翘〈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词汇研究〉》一文中对“可笑”的词性和意义、“能”的“如此”义产生的时代等作了商榷；《从〈唐五代语言词典〉看附加式构词法在中古近代汉语中的地位》一文对附加式复音词和单音词词缀作了详细的论述，而且关注了词汇的系统性，即词与词之间的联系，把同类型词语集中起来考察，归纳其中的构词规律。

2005年底，王云路赴美作学术交流和访问，在哈佛大学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合作研究，常与冯胜利教授切磋。在访学期间，她形成了汉语词汇“核心义”的初步构想。2006年她在《语言暨语言学》庆贺丁邦新先生七秩华诞的专刊上发表了《论汉语词汇的核心义——兼谈词典编纂的义项统系方法》一文，较为系统地提出了核心义研究的纲要，认为汉语单个词语具有多重词义，其间有一个可以制约和统摄大多数义项的抽象意义，即核心义。其后，她以这一课题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获准立项，成果《汉语词汇核心义研究》一书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并于2014年出版，获浙江省第十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除了上述专著和论文之外，王云路还主编或合编了《中古汉语研究》《汉语语义演变研究》等论文集。她在2008年之前所发表的单篇论文多数收录于《词汇训诂论稿》和《中古汉语论稿》这两部个人论文集。前者于2002年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录论文共32篇，大致可以分为王念孙《读书杂志》的研究，汉魏六朝诗歌语言研究，中古汉语与古籍整理、辞书编纂的关系，以及词语考释等四部分；后者于201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收录了35篇文章，包括论文、书评、序言以及回忆文章等。

 

二、学术贡献

 

王云路在训诂学、汉语史特别是中古汉语研究方面卓有建树、成就斐然。汉语史是研究汉语的历史发展及其内部规律的科学。有文字记载的汉语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汉语的发展过程具有阶段性，汉语史的分期是受中外学者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高本汉、王力、吕叔湘、太田辰夫、周祖谟等著名学者都曾对此有过探讨，但由于相关研究还不充分，只能暂时提出初步的意见，有待作进一步的讨论。王云路和方一新在前辈的基础上较早提出“中古汉语”的时代划分，把它定为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并指出“西汉可以看作是从上古汉语向中古汉语演变的过渡阶段，初唐、中唐则可以看作从中古汉语向近代汉语演变的过渡阶段”。这是一个颇具学术价值的主张，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汪维辉先生在为《中古汉语语词例释》撰写的书评中指出，“以‘中古汉语语词’作为研究对象，表现出作者在宏观把握上的卓识”，不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词新义可以在东汉的著作或翻译佛经中找到更早的书证，这表明“把魏晋南北朝词汇与东汉的词汇放在同一个历史层面来考察是合理的”，“把研究范围明确界定为‘中古汉语’——即‘东汉魏晋南北朝隋’这一历史时期的语词，比以往一般把研究重点主要局限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段应该说是一大进步”，“本书可以说是为‘中古汉语’这一分期的确立在词汇方面铺下了一块坚实的基石”。

传统训诂学的主要目的是为经学服务的，言必称九经三传，它所解释和考辨的主要是先秦两汉的古字古词，这也正是清儒的主要成就所在，而清代训诂学家对于汉魏六朝以来的语词则并不重视。自从吕叔湘先生以晚唐五代为界，明确划分出“近代汉语”阶段，作为汉语史研究中的一个新的分支，近代汉语的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研究成果逐渐增多。较之于上古汉语和近代汉语，中古汉语的词汇研究明显落后，郭在贻先生曾指出，“关于汉语词汇史的研究，魏晋南北朝这一阶段向来是最薄弱的环节。”可喜的是，在一批学者的倡导和实践下，中古汉语研究在近几十年有了长足的发展，而王云路在这一领域可以说起到了开拓和引领的重要作用。《中古汉语语词例释》是她最早出版的一部著作，该书“共收录自汉至隋时期的词语五百余条，详加论释”，“全书征引浩博，考释详确，新见叠出，精彩纷呈”，抉发出中古时期的一批新词新义，并且立足中古，上溯上古汉语，下推近代或现代汉语，对语词作历时的考察，探明其源流及演变，“称得上是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一部力作”，此书于1993年获北京大学第五届王力语言学奖。王云路与方一新共同编著的《中古汉语读本》则为中古汉语学习者提供了甚佳的选读材料，该书上承《古代汉语读本》，下接《近代汉语读本》，填补了中古汉语读本编撰的空白，自1993年首次出版以来，一再重版，并被列为中国高等学校文科21世纪新教材，在海内外接引了不少后学，至今依然是入门者的必读书。该读本分为“佛经”“小说”“史书”“诗歌”“杂著”“其他”六个部分，涵括了中古主要的语料类型，不仅收录了汉魏六朝时期口语词汇较多的篇章，而且对这些词语作了较为准确、详备的解释，并辅以丰富的例证，以求言而有征、举一反三。由于反映中古汉语真实面貌、特别是接近口语的语料大多不见于高文典册，而是零碎地见于各类文献，作者做了旁搜博采、披沙拣金的艰苦工作，同时对原文词语的注释又不厌其详、颇见功力。因此，该书虽然名为“读本”，但同样是中古汉语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基石性的重要成果。

在中古文献中，王云路对于诗歌关注颇早，用力尤多。长期以来，汉魏六朝诗歌一直是文学研究的对象，很少进入语言研究者的视野，就算偶有涉及，也只是作为旁证材料，《汉魏六朝诗歌语言论稿》可以说是国内第一部从语言研究特别是中古词汇的角度对汉魏六朝诗歌语言进行全面研究的专著。王云路在词语考释的基础上，对诗歌语词的源流、构成及发展作了深入的考察，在对新词的构成类型和新义的产生方式的探讨中，既把握了汉魏六朝诗歌语词作为中古汉语词汇所具有的共性，同时也揭示了诗歌语言所特有的个性，不仅有助于对诗歌语言的理解，而且也反映了中古汉语词汇的一般规律。《六朝诗歌语词研究》注重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一方面对六朝诗歌语词的构词方式、特色及其研究价值和研究方法作了概说，另一方面集中考索和解释了三百三十余条语词，包括新词、新义以及习语、俗语等。王�先生赞许其开拓性，称之为“填补汉语史研究大段空缺的一块块基石”。王云路的研究一方面发掘和揭示了中古诗歌的语料价值，将前人极少关注的诗歌文献纳入了汉语史研究的范畴，另一方面主张和强调中古诗歌语词的准确理解，指出并纠正了以往注本和辞书中不少似是而非的解释。她在文学研究之外开辟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思路，同时将语言研究与诗歌赏析、文献校勘、古籍校注等相结合，既拓宽了中古词汇研究的材料范围，又加强了诗歌语言和文学之间的联系，还树立了学术研究与普及应用结合的典范。

在中古词汇中，王云路对于复音词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也最为深入。她对复音词形成的韵律因素和类推机制、并列式复音词的语素关系和语素排列、附加式复音词的词缀、中古联绵词的产生方式等问题均有新颖、独到的论述，这方面的论文包括《试谈韵律与某些双音词的形成》《关于“三字连言”的重新思考》《论类推在词语产生方式中的作用》《论具体语素与抽象语素的结合——并列复音词中特殊的一类》《简论反义并列式复音词的分类及其词义的抽象化》《论四声调序与复音词的语素排列》《谈谈词缀在古汉语构词法中的地位》《试论音变在词语发展中的作用》等。她重视解剖和分析具有典型性的具体词语，例如，通过对“鞭耻”“摒挡”“踊跃”及相关词语的探讨，抉发了中古复音词的一些特殊构词方式。又如，通过对“幽寻”“掩映”“草拟”“隐痛”“败绩”等词的解析，揭示了中古复音词复杂的结构关系。此外，对于中外交流和语言接触给中古汉语带来的影响，她也做过一些考察和探索，发表了《试论外族文化对中古汉语词汇的影响》《试说翻译佛经新词新义的产生理据》《再论汉译佛经新词新义的产生途径》《论佛教典籍翻译用语的选择与创造》等论文。

王云路在中古汉语词汇方面所取得的一系列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她不但是“开风气者”，对于中古汉语研究起了开拓和引领的作用，而且一直在该领域深耕细作，不断有所突破和创新。《中古汉语词汇史》一书就是基于长期、深厚的学术积累而完成的，它弥补了断代词汇史研究的空缺，《光明日报》刊登蒋宗许教授的文章，评价此书“是植根于中国传统语言学的中古词汇研究的一座丰碑”，体现了“高屋建瓴的大局观”“缜密完整的系统性”和“出类拔萃的考辨功力”，“从全书厚重的内容，精湛的见解看，谓之为在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上梯航后学的经典教程未尝不可”。在中古词汇研究的众多成果中，专书词语、专类体裁语词和专题语词的研究已有不少，但系统的研究还很不够，断代语词研究则基本采用词语考释、汇释的形式，理论性、规律性的研究较少，随着研究成果的积累和研究方法的提高，中古词汇的整体面貌及其演变轨迹已经有条件来加以揭示和呈现，在这一学术背景下，《词汇史》一书出色地完成了对中古汉语词汇史进行全面、系统的整体研究的历史任务。该书构建了一个较为新颖的汉语词汇史研究框架，在全面占有、融会贯通中古文献语料的基础上，对中古汉语词汇系统进行共时的描写，同时对词汇和词义的演变作历时的考察，并从中归纳出发展演变的规律。它不仅是中古词汇研究的一部集成之作，而且也是汉语断代词汇史的代表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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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汉语词汇语义演变的方式、途径及其规律，王云路也作了积极、努力的探索，在继承传统训诂学的遗产、借鉴前代训诂学家的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颇具原创性的思路和观点，并作了系统、深入的论证和阐发，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较大的贡献。词的多义性和词义的发展演变是词义研究的重要内容，传统训诂学和词汇语义学对此有不同角度的探讨，引申规律的研究是其中的主流。但是，推动和制约词义引申运动的主导因素是什么？王云路尝试回答这一基础性的理论问题，《汉语词汇核心义研究》一书即旨在探讨汉语词义发展演变的制约机制和词语内部意义之间的深层联系，它初步建构了核心义研究的框架和模式，具有较强的理论性质及方法论意义。通过将传统训诂学对词义的深刻认识理论化、系统化，使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研究的优秀传统以现代词义研究的形式得到承续和发扬。长期以来，词汇语义的研究集中于个别词义，特别是疑难词语的考释，缺乏对词义系统性的理论探讨和词义系统的建构。核心义研究为词义的系统研究提供了一条可能的途径，以这一角度为切入点，将核心义与语义学的诸多方面相结合，可以有效地提升和深化相关领域的研究。同时，该成果在语文辞书编纂、古汉语教学和古籍整理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三、治学特点

 

王云路从事学术研究已有三十余年，她的学术成果和贡献为学界所公认，在其治学实践中形成的学术理念也为同仁所接受，本文试就其论著中所体现的若干治学特点略述浅见，以供学界同仁参考。

其一，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之上进行语言学研究。王云路的早期成果已经充分显示了这一治学路向，《中古汉语语词例释》大量引用汉魏六朝译经语料来研究、考释中古词汇，“除根据佛经用例将一些新词新义的产生时间提前到东汉以外，直接从佛经中挖掘出来的条目和义项也不在少数”。《中古汉语读本》的编著也是基于对汉魏六朝文献的广泛调查和阅读，“那时没有电脑，没有电子文本，不知道要翻阅多少古书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例子，才可以作出恰当的解释”。王云路认为，中古文献的整理是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一个基础性工作。《中古汉语词汇史》在中古文献资料占有的广度上尚无有出其右者，为了写作这部断代词汇史，作者对文献语料下了极大的功夫，“通观全书，……除人所常见的经史子集高文典册外，他如章奏表启、农书医案、小说琐语、笔记杂著、书柬墨帖、歌谣民谚、道籍符�、出土文书等等，……无不进入作者的视野而爬罗剔抉，酌加剪裁”，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充分利用了这一时期的佛典语料，并且与中土文献作了比较和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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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以传统训诂学为基础研究词汇和词汇史。通过对王念孙《读书杂志》较为深入的研究，王云路熟稔清代训诂考据之学，能深得要义，又不为所限，进而又继承了师辈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等先生的治学精神和方法，在中古汉语领域开拓出新的研究天地。因此，王云路的中古词汇研究是建立在深湛、扎实的训诂学根基之上的。在一系列语词考释文章中，她熟练地运用诸如即音求义、排比归纳等传统训诂方法来考求和辨析词义。她善于运用训诂学分析语义的方法探讨复音词的结构关系和成词理据，注重考察词义产生发展的源流，将结构形式与语义分析相结合，拓宽了研究的视野，深化了研究的内涵，在以构词法分析为主流的复音词研究中独树一帜。《中古汉语词汇史》很多资源取材于训诂，“堪称是运用训诂学的方法和资源进行汉语词汇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与此同时，她借鉴以段玉裁为代表的前代训诂学家的研究思路和成果，并进行理论概括和方法论建构，提出和系统阐述了核心义理论。在《段玉裁与汉语词汇核心义研究》一文中她指出，“段玉裁已经隐约看出了汉语词义系统中，在一个词的诸多义项间、一个词与其同源词的意义间，以及同义词之间有一个联系相关意义的纽带，或者说，某类词语含义有其本质上的内在一致性，而这些正是汉语词汇具有核心义的证据。”从训诂研究中归纳提炼出来的核心义理论方法反过来又应用于词汇语义研究的具体实践，“核心义分析揭示词义的深层内涵，是研究词义的有效方法”，“与其他方法相比较，它具有提纲挈领、以简驭繁的特点”，如《说“赘婿”——兼谈“赘”与“质”的核心义》一文从核心义角度分析“质”与“赘”的区别，二者的侧重点不同，意义发展走向也不同，又如《论核心义在复音词研究中的价值》一文通过具体实例，从揭示复音词的本义、辨别复音词的古今差异和分析复音词的构词理据三个方面论述了核心义在复音词研究中的价值。

其三，在对词汇的研究中注重系统和源流。词汇的系统性体现在词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等方面，王云路对中古词汇的研究很早就突破了单个词语的局限，在《中古汉语语词例释》中就常常“把一个词放到一组词中去比较，从比较中明其义”，“这种考释方法由于是把词义放在动态的语言背景中去考察，因此比孤立的单个考释更科学，也更具说服力”。《中古汉语词汇史》“研究方法”一章专节讨论“注意词汇系统，将同类词语作比较研究”，王云路指出，“要认识甲词，就要跟与之构形或含义相同的乙词甚至丙词比较”，“一类词语有相同的演变过程和步骤”她基于词汇的系统性提出同类词语的整体考察，包括对同义、近义词作整体考察，对同类构型词语作整体考察和对同步发展词语作对照考察等。词义的系统性体现在意义之间互有联系，王云路认为，“词语之间联系的纽带、义项之间联系的纽带，就是基于先民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对事物之间本质联系的认识，以及先人丰富的联想和类推。”她借助认知心理，分别从形、音、义三者出发探讨了词语之间的相因生义和一个词诸多义项之间的内在制约性与外在一致性。

另一方面，从历时角度看，一个词有它的源流和演变轨迹，王云路以中古词汇为研究对象，但并非完全孤立地进行研究，而是把它放在整个汉语史之中，即立足于中古汉语，同时考察它与上古汉语和近代汉语乃至现代汉语的联系，既关注古今的异同，又注重古今的沟通。如《中古汉语语词例释》对许多条目作了史的考察。又如，在《汉魏六朝诗歌语言论稿》中，既上溯先秦诗歌语言，又与唐宋诗词语言相关联，还进行了现代汉语的溯源，指出汉魏六朝诗歌语言是某些现代口语和语法现象的源头；《六朝诗歌语词研究》有“六朝诗歌与口语词溯源”和“汉语常用词演变考索”两个专节讨论相关问题。再如，《“南北”“东西”新论》一文探讨了“南北”“东西”这两个词古今的不同含义和词义的发展演变；《从“庸何伤”说起——谈古今汉语的沟通》一文举了现代汉语中保留的古语词，“说明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是一脉相承的”，指出“要正确地理解、使用现代汉语，就应当学一点古代汉语，也就是说古今汉语需要沟通”。

其四，重视和强调理论方法，将研究的金针度与人。王云路在《中古汉语词汇史》中指出，“加强语言学理论修养，一是要继承前辈学者的传统考据方法，用训诂的手段来研究词汇问题；二是要充分注意对国外语言学的学习借鉴，多与外界进行沟通和交流，提高普通语言学及外语的水平，特别在观念上更新。”在后记中更通俗地表述为，“理论的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向古人学习，一是向洋人学习。”她自谦地说自己没有引用外国语言学理论的能力，但完全赞同恰当地吸收和借鉴国外的语言学理论，钦佩那些利用西方学者理论而又真正解决汉语实际问题的学者。同时她认为，向古人学习也是一条提高理论素养的很好的途径。她的研究就深受前代训诂学家的影响，充分继承了传统训诂学的方法，例如，她认为即音求义是语词研究最根本的方法，这就是清代学者最重要的一个主张，王力先生曾说过，“从语音的联系去看词义的联系，这是研究汉语词汇的一条非常宽广的道路。”蒋礼鸿先生也说过，“分析同源词，当然应该以声韵为经，以词义为纬。”因此，她说“我们研究汉魏六朝语言，更应该脱离字形的束缚，从语音上去追究词与词之间的意义联系”。又如，她指出解释词义、分析结构要利用同义连言和同义对文的规律，这种方法为王念孙、王引之等清代训诂学家所习用。当然，她不仅灵活、广泛地运用传统训诂方法，而且更注重对前人方法的归纳总结和进一步理论化，她对汉语词汇核心义的论述就是典型的例子。在她的几乎每一部专著中，都会专设一章详细介绍研究方法，如《汉魏六朝诗歌语言论稿》第九章“汉魏六朝诗歌语汇的研究方法”、《中古汉语词汇史》第十四章“中古汉语的研究方法”、《汉语词汇核心义研究》第九章“核心义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等，这充分体现了作者欲把“金针度与人”的愿望。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