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言求是，实启尔求真
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求是”是最重要的学术品格。从与黄先生的对话中，我们常能体会到他对“求是”精神的秉承和践行。
“求是”要求学者的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绝不自欺欺人。黄先生多次提到，提出一个新说，要挖掘古人训诂，还要与古代文献相印证才能成立，他反对用“哲学家式的玄想和推理”来解决语言问题。这从他对“舟”“船”的辨考中可见一斑。前人一般认为“舟”“船”只是一对古今词或方言词，它们所代表的概念是一样的。黄先生遍览古人的训诂材料后发现，“船”是“循水而行”之“舟”，从中悟出，“船”与“舟”是不同的。又结合字形和读音，判断“舟”为人类文明之初直到夏商时代使用的生产工具；而“船”则是春秋战国以后使用的水上运输工具。更从文化学意义上提出，文字的产生是和当时的生产生活条件相适应的。看似简单的两个字，黄先生却查阅了上自先秦下至清代的训诂文献，览阅了造船史、航运史，再加上字源和声源的推导，得出了确凿可信的结论。这个发现立足于客观材料之上，是无法通过凭空想象来获得的。
“求是”要求学者慎重对待暂时没能力解决的问题。孔子曾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黄先生在《辨考》第一版中对“羹”做了详细的考证，但对“汤”的起源和意义还没有时间做出解释，就按流行之解将就。但是，“汤”一直是“热水”义，唐代以后为何突然出现了“菜汤”义？“菜汤”义究竟出现在何时？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黄先生脑海中。新版《辨考》经过详细的梳理思辨，论证“菜汤”义是元代才出现的，从而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合理的回答，修正了一般词典认为“菜汤”义出现在唐代的误解。
“求是”要求学者有自我否定的勇气。否定他人的观点往往比较容易，否定自己的观点则会很难。然而一个人的学术研究不可能永远都没有失误。以前的观点出了问题，如何对待，这就很能看出一位学者的学术品德。黄先生对以前研究中的疏漏之处毫不避讳，认为这属于否定之否定，并没有什么可逃避的。他的《辨考》初版中认为“江”“河”的语源学意义来自于“可”声、“工”声有“大”义。但是，到了新版中，他否定了自己的这个观点，认为“河”的意义来自“可”声有“曲”义；而“江”的意义来自于“工”通“公”声，有“水汇合之大”义。这些辨释考证，不仅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也给训诂学的“声训”研究带来方法论上的启发。
词义研究应注重方法
研究方法对于学术研究取得成果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好的研究方法，即使材料摆在面前，也不会识别和利用；而运用不同的方法，才能做出新意，才能发现更多的客观事实和规律。词义的研究也是如此。
黄先生对方法的注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词义学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使用了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方法。他的研究横跨语言学和文化史，既要解决语言问题，也同时解决文化史问题。就语言研究而言，占了词汇系统半壁江山的名物词研究，对语言学者较为困难，由此反而被排斥、轻视，有人索性就认为名物词研究不属于语言学范畴，因此从事这样的研究很难得到认可。但是黄先生却几十年如一日，在古代文化词语研究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回顾自己的教学和科研生涯，黄先生最感欣慰的是学界已经逐渐认同了他这种“跨界”的研究方法。他曾以一个“外行”的身份，在《考古》杂志发表了长篇论文《“甓”义考》,这篇论文将考古学方法引入了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同时还关注到了古代的建筑材料、水井等文化史研究的诸多方面。吉林大学有位考古学老师把《“甓”义考》作为考古学科研究的范文发给学生作参考，由此可见语言学在跨学科方面的研究也得到了考古学界的认可。
谈及黄先生最为擅长的同义词辨析，他感慨说，改革开放之初，那时流行的同义词辨析都是在词的层面上进行，所谓的辨析就是罗列几个近义词的不同义项作比较而已。黄先生不满足于这种流行的研究方法，他认为同义词只是在一个义项上相同的词，那么同义词辨析，也必须在同一个义项上更深入地比较它们的异同。这在理论上自然很正确，但实践起来难度却相当大。黄先生迎难而上，摸索了各种“求异同”方法。他特别擅长使用因声求义的方法，这解决了曾受忽视的很多同义词之间的细微差别。《辨考》的一个特点就是注重因声求义，立足上古音，大量使用声训法解决问题。如黄先生谈到“贿”和“赂”的区别时，指出“贿”有异体字“
”，声旁“有”与“每”相通。“每”声字一般都有暗义，则可知“贿”指暗藏、私藏的财物。“赂”则从路省声，则可知是指以财物铺路，即为买通而赠人以财物，作为名词时则是为求人、酬谢而赠送的财物。前人对“贿”“赂”除在词性可以做出区分，但未曾认识到二者词义上的差别。经过黄先生的考证，两词的区别就彰显无遗了。再用文献来验证，若合符节，可见这样的比较是科学的。
”，声旁“有”与“每”相通。“每”声字一般都有暗义，则可知“贿”指暗藏、私藏的财物。“赂”则从路省声，则可知是指以财物铺路，即为买通而赠人以财物，作为名词时则是为求人、酬谢而赠送的财物。前人对“贿”“赂”除在词性可以做出区分，但未曾认识到二者词义上的差别。经过黄先生的考证，两词的区别就彰显无遗了。再用文献来验证，若合符节，可见这样的比较是科学的。在古代汉语研究中，黄先生注意利用但不囿于传统的语言研究方法，而是独辟蹊径，与文化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多个学科相结合。小到语言内部的声符求义，大到语言与文化、考古、历史的契合，既有精细的考证辨释，又通过宏观的文化视野对考释的结论加以印证。这些研究方法促成了三部大著的完成，也是三部著作取得重要学术成就的关键。这三部著作是一个整体，是黄先生为莘莘学子迈入古汉语学术之门造就的津梁。
作者简介
黄金贵，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1939年7月生于上海。1961年7月从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长期从事古代汉语教学与研究，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24名。先后两次应邀赴挪威、捷克进行访问和合作研究。曾参加《辞海》《辞源》的修订工作，并任分主编。有关古汉语同义词辩释研究的项目多次获得教育部、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立项。在《中国语文》《语言研究》《考古》《文史》等20余家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70余篇，出版《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等著作13种，学术成果多次获得省、校级奖励。
本文载于《浙大文科》201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