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成立于1999年，2000年成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倏忽间，中心至今已走过了20年岁月。这期间，在教育部社科司、学校领导、相关部门以及学界同仁的支持和鼓励下，中心成员沉潜向学，努力奋进，继承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等前辈的学术遗产，积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尝试新的研究方法，发扬新的研究风格，商量旧学，培养新知，目前在汉语词汇史、中古近代汉语、敦煌语言文字、近代汉字、汉语历史语义及训诂学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逐渐形成了比较鲜明的研究特色。
饮水思源。在这20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心各位教授发挥了重要作用。1930年代出生的祝鸿熹、黄金贵教授，1940年代出生的俞忠鑫教授，1950年代出生的颜洽茂、黄笑山、张涌泉、方一新、汪维辉、王云路教授，1960年代出生的许建平、池昌海、关长龙、彭利贞、庄初升教授，无不为中心的成立、建设和发展以及人才培养献计献策、尽心尽责。职是之故，中心微信公众号推出“学述”系列，以显各位教授治学树人之成绩，谨表敬意云尔。
采铜于山，自铸宏篇——张涌泉先生的学术原创之路
文|李义敏
2013年10月26日，经过专家推荐、五位权威专家审阅、百名同行专家问卷调查及最终的会议评审等诸多环节，第二届思勉原创奖颁奖仪式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张涌泉先生的《汉语俗字研究》与李泽厚、罗宗强、阎步克三位名家的著作一同获奖。作为最年轻的获奖者，张涌泉先生站在了我国人文学科领域评奖程序最为严苛的思勉原创奖的领奖台上。
原创——张涌泉先生学术研究的一条红线。
一 近代汉字研究的拓荒者
在文字学研究领域，人们把小篆及其以前的文字称作古文字，将隶书及其以后的文字叫做近代汉字。近代汉字主要着眼于俗文字研究，由于受重正轻俗传统观念的影响，俗字往往为文字学家所轻视，加之研究资料的缺乏，致使俗字的研究近乎空白。1959年，蒋礼鸿先生发表了《中国俗文字学研究导言》，导其先路，但当时学人仍大都未意识到俗字研究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初，张涌泉先生受业于杭州大学蒋礼鸿、郭在贻等先生，在阅读敦煌卷子的过程中，他发现其中充斥着大量的俗字异体。而不明俗字，则难以准确校读敦煌文献。在这种情况下，他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俗体字上，撰写了《敦煌变文整理校勘中的几个问题》《俗字研究与古籍整理》《俗字研究与敦煌俗文学作品的校读》等一系列与俗字相关的学术论文，使得俗字研究的意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此后有关的论著日渐增多，但研究仍是零砖碎瓦式的，缺乏宏观的把握和系统的研究。
有鉴于此，20世纪90年代初，经过了较长时间的酝酿和资料的准备，张涌泉先生开始了汉语俗字学的理论建构，并先后推出了30万字的《汉语俗字研究》以及70万字的《敦煌俗字研究》两部俗字研究方面的拓荒性著作。《汉语俗字研究》是国内外第一部俗文字学的概论性著作，该书充分发掘和分析第一手俗字资料，对历史上出现的大量疑难俗字进行了缜密的考证，明辨正俗，探求源流。比如关于“ 
”字的来历，历来众说纷纭，或云“吊”字、“篇”字、“纠”字，抑或云“卷”字，而无定论。作者从古代字书和敦煌写本文献入手，利用文字学知识，指出此字为“卷”字俗省，并上溯其源，下探其流，对其演变过程进行了细致的考辨，结论可信，掷地有声，从而解决了这千百年来纷如聚讼的一大难题。更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单个俗字的考证上，而是从表面上看似杂乱无章的俗写文字中，总结出俗字�生、发展、演变的规律，对俗字的性质、范围、类型、特点等关键又棘手的问题做出了独创性的界定和阐释，第一次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俗字学理论体系。
”字的来历，历来众说纷纭，或云“吊”字、“篇”字、“纠”字，抑或云“卷”字，而无定论。作者从古代字书和敦煌写本文献入手，利用文字学知识，指出此字为“卷”字俗省，并上溯其源，下探其流，对其演变过程进行了细致的考辨，结论可信，掷地有声，从而解决了这千百年来纷如聚讼的一大难题。更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单个俗字的考证上，而是从表面上看似杂乱无章的俗写文字中，总结出俗字�生、发展、演变的规律，对俗字的性质、范围、类型、特点等关键又棘手的问题做出了独创性的界定和阐释，第一次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俗字学理论体系。此书完稿后，入选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主编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第一辑，1995年由岳麓书社出版，迅即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中国语文》、《中国图书评论》、《古汉语研究》、《语文建设》、《汉学研究》（台湾）、《大公报》（香港）等报刊纷纷发表评论，认为该书是“迄今为止第一部俗文字学的概论性著作，作者不仅全面地介绍了俗字学的各种知识，还通过对大量俗文字资料的深入探究，揭示了前人未曾注意到的很多文字现象，指出了语文著作中与俗文字有关的很多疏失，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许嘉璐主编《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年，第85-86页），“填补了文字学领域的一大段空白”（《大公报》1997年6月24日），“其成果达到了当今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美国《芝加哥日报》1996年10月25日）。1995年，《汉语俗字研究》获得北京大学第六届王力语言学奖；后来又获得第二届“思勉原创奖”。
《敦煌俗字研究》是张涌泉先生俗字研究的第二部开创性著作。如果说《汉语俗字研究》是从宏观的角度对汉语俗字发生、演变的历史以及相关的理论问题作出的大手笔勾勒，那么《敦煌俗字研究》则是通过对唐五代这样一个俗字流行高峰期的微观分析，对汉语俗字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孳乳、发展的面貌作出更具体的描述，同时更直接地为敦煌文献的校勘整理服务。1994年10月，《敦煌俗字研究》作为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四川大学项楚先生）提交答辩。由蒋绍愚（主席）、杨明照、张永言、赵振铎、江蓝生、项楚组成的答辩委员会以及论文评议人都对论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周一良先生认为该论文“是今后读敦煌写本的重要参考，功德无量，与蒋礼鸿先生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堪称双璧”；裘锡圭先生称其为“俗字方面的拓荒性著作”；季羡林先生认为这是作者把四川大学和杭州大学这两个敦煌学研究中心联系起来“所产生的优异的成果”。
该书分上下编，上编为《敦煌俗字研究导论》，下编为《敦煌俗字汇考》，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系统地研究敦煌俗字。上编包括敦煌俗字概说、研究意义、敦煌俗字误校示例、敦煌俗字的类型、敦煌俗字辨识方法等理论问题；下编以敦煌辞书为中心，对敦煌文献中的大量俗字做了精细的考证，从字形分析到文献疏证，力图勾勒出每个俗字的来龙去脉，显现了作者出色的俗字考释功夫。正如饶宗颐先生在序中所言，凡所举证，“皆绰有根据，极富创见，矫正时贤之失，尤足多者”。
1996年12月，洋洋70万言的《敦煌俗字研究》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推崇。《人民日报》（海外版）1997年5月17日载文称：“《敦煌俗字研究》填补了这个研究领域的空白……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敦煌俗字研究的意义和方法，既有理论探索，又重实际考辨，体现了敦煌俗字研究的最新成就。该书不仅对敦煌学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而且对汉字学、汉语史、古籍整理、大型字典的编纂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也发表书评称该书“是一部规模宏大、新意叠出的学术专著”。北京大学蒋绍愚先生在《近十年间近代汉语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古汉语研究》1998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敦煌俗字研究》是两部开创性著作，得到学术界很高的评价。”1998年，此书获教育部第二届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2000年，又获中国社科院胡绳青年学术奖。
站在俗字研究的学术之巅，张涌泉先生并未获得的成就而自满，他进而用俗字学的理论去指导具体的疑难字的考释，撰写了另一部大书——《汉语俗字丛考》。这部120万字的著作，是他在北京大学做博士后时，在著名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如上所说，俗字研究是我国文字研究中十分薄弱的环节，这种落后状况造成的最直接的恶果之一就是现有的一些大型字典，如《康熙字典》《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等在俗字的收录、辨析等方面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有鉴于此，他试图把俗字学的理论和具体的疑难字的考索结合起来，对历史上的疑难俗字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整理。为此，作者不避繁难，将《汉语大字典》等大型字书中的大量疑难俗字条目逐一与其所引的原书进行核对，而引用较多、版本复杂的书，还核对了几种版本。在此基础上，他凭借自己在文字学、敦煌学方面的深厚功底，通过精密的考辨，对《康熙字典》以来的大型字典在俗字的收录、举例、楷定、注音、释义各方面的缺漏和错误进行了一次总的清理，全书考定的疑难俗字达3274个之多。在1996年底举行的博士后出站报告会上，与会专家皆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郭锡良先生说：“这一课题完成得相当出色。”何九盈先生说：“（本书）规模之大，创获之多，可谓前所未有。”裘锡圭先生亦表扬作者“立论审慎，创获极多”，“其成绩大大超过了前人”。2000年，此书荣获中国社科院青年语言学家奖一等奖；2003年，又获教育部高校第三届人文社科成果二等奖。
《汉语俗字研究》《敦煌俗字研究》《汉语俗字丛考》这三部开创性的著作，将近代汉字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使俗字研究从根本上告别了识字和着录的时代，而以科学的姿态跻身汉字学的殿堂。在他的引领下，近年来不少学者和硕博士生纷纷加入到俗字研究领域，俗字研究逐渐成为汉字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其学术影响，不可谓不深远。
二 敦煌文献整理的集大成者
敦煌文献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之一，其抄写时间前后跨越600余年，是研究中古时期历史、政治、军事、法律、语言、宗教等的重要文献，也是我国重要的文化遗�。然而，敦煌文献的发现正当国家衰弱之际，发现不久，绝大多数敦煌写卷便被外国“探险者”席卷而去。资料获取的困难，加上长期的内乱和阶级斗争，使得我国在敦煌学的许多方面都落后于日本和欧洲，以致有所谓“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说法，极大地刺痛了国人的心。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敦煌学界先后相继，在敦煌文献的整理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敦煌学落后的局面。但由于主客观原因，我国的敦煌文献整理仍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整理多是挖宝式的，缺少整体的关照和把握，隔阂甚至疏误时有所见。加之敦煌文献主要是以写本的形式保存下来的，读者使用时存在不少困难：一是敦煌写本多俗字，辨认不易；二是敦煌文书多俗语词，理解不易；三是敦煌卷子多为佛教文献，领会不易；四是敦煌写本有许多殊异于后世刻本的书写特点，把握不易。这就要求整理者不仅要掌握相关学科的专门知识，还应当对当时的俗字、俗语词、书写特点以及佛教哲理等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但由于校录者多是历史、文学甚或艺术出身，缺乏语言文字方面的专门训练，因而面对讹俗满纸的敦煌写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于是便动辄采用“据文义改”的利器，擅改原文，使得不少校录著作失误较多。所以不少学者提出，在利用敦煌文书资料以前，必须先“由精于中国文字学，特别是敦煌汉文卷册所有的文字”的学者，“将其加以彻底与通盘的校录”；按比较合理的分类体系重新编排，做成像标点本二十四史那样的“定本”，使敦煌文献成为各个学科都可以使用的材料。
推出一批高质量的敦煌文献整理的集大成之作，昂首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是学术界几代人的心愿。时代呼唤“集大成”的总集，在这种情形下，张涌泉先生提出了编纂“敦煌文献合集”的设想。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就曾与郭在贻先生、黄征先生开始整理敦煌变文，合作撰写《敦煌变文集校议》。该书注重核查敦煌原卷（缩微胶卷）与征引文献相结合，逐篇逐字地进行研究，匡正了《敦煌变文集》原校及他人补校在字形辨识、涵义诠解、断句标点等方面的大量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敦煌变文的真貌。《敦煌变文集校议》1989年定稿，次年11月即由岳麓书社出版。后来，该书评获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和国家新闻出版署首届古籍整理图书奖。1989年下半年，就在《敦煌变文集校议》向出版社交稿后，张涌泉先生和黄征先生又开始将主要精力集中到《敦煌变文汇校》（后易名为《敦煌变文校注》）上。敦煌变文写本多俗字、俗语词，此类字词识解非易，而以往校录的失误往往与这类字词有关。该书对那些字面生涩而义晦或字面普通而义别的俗字、俗语词酌加笺释，以便读者。姜亮夫先生在序中称《敦煌变文校注》“重在俗字、俗语词之诠释，以俗治俗，胜义纷纶”，可谓中肯之语。该书的另一个特色在于“汇校”。作者把当时所能见到的与敦煌变文校勘有关的一百多篇(部)论文(著作)中的重要成果全部荟萃其中，并加以自己的按断，既免读者翻检之劳，又不难得出各家校说的优劣短长所在。姜序称该书“为敦煌变文校理之集成之作”，殆非虚言。1997年5月，这部160多万字的著作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得到学术界很高的评价，并先后评获新闻出版署优秀古籍整理图书奖一等奖、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和首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后来又连同他主编的另一部著作《敦煌经部文献合集》一起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届向全国推荐的优秀古籍整理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