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实的“小学”根柢，深厚的文献学养，加上长期浸淫敦煌写卷，有着多年敦煌文献整理的实践经验，应该说张涌泉先生具备了敦煌文献校理需要的各种素养。但世界各地馆藏敦煌文献大都以入藏先后的流水号编目排序，后来的影印出版物也大抵以此为序，没有分类，编排杂乱。如何统校编订，集其大成？工作之繁重，不言而喻。秉承极强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张先生知难而进，毅然按照传统的四部分类法整理敦煌文献，筹划敦煌文献整理的系统工程——《敦煌文献合集》。
1997年初，张涌泉先生北大博士后出站，他婉言辞谢了老师的挽留，重新回到了杭州大学任教。从此，规模浩大的《敦煌文献合集》编纂工程进入了正式实施阶段。该书将汉文翻译佛经以外的敦煌文献按经、史、子、集的分类法编排整理，在普查、分类、定名、缀合、解题、录文、汇校等工作的基础上，充分吸收海内外学术界近一百年来的研究成果，试图为学术界提供可以直接利用的敦煌写卷的校勘定本。尽管难度大大超出了预期，但编纂工作仍不断向前推进。以张涌泉先生为首的研究团队日以继夜，历经八年，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努力，终于将合集的第一部《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编纂完成。
《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后文简称《合集》）的“集大成”，首现体现为敦煌文献的类聚。《合集》对当时海内外已经公布的6万多件敦煌文献进行全面的普查，以经部为纲，将同一文献汇聚在一起，对于其中缺题、误题或题名不确的写卷，重新进行正确的定名，首次拟名或重新拟名的写卷达400余号。另将原为同一写本的残卷则加以缀合，使分散的骨肉得以“团圆”，首次缀合的写卷达230号左右，为后续的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如敦煌文献中有唐释玄应的《一切经音义》写本数十件，分藏于中、法、英、俄各国。其中斯3469号、敦研357号二件，前者为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二《大般涅�经》第一卷音义，后者为同一经第十一、十二卷音义，二卷之间略有残缺，但字体行款完全相同，实为同一写本的残片，一在伦敦，一在中国，远隔万里，影印本亦邈不相涉。《甘肃藏敦煌文献》编者不明敦研357号出处，故而误将其拟作“字书残段”。又俄藏敦煌文献中有11件玄应《一切经音义》第六卷的写卷残片，乃同一写卷所撕裂，原藏家把这些残片分编在8个卷号之下，《合集》将其一一缀合。通过这样的细致整理，《合集》把39件玄应《一切经音义》的写本全部集中在小学类佛经音义下，读者执此一编，无异于遍检中、法、英、俄各国藏卷。该书每一类文献皆如此法操作，作者不惮繁难，搜罗全面，指归分明，类聚相关写卷达1300多号，为史无前例。
《合集》的“集大成”之二体现在校勘上。写卷全面类聚是基础工作，而校勘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合集》每校一篇，必选定底本，然后把各异本的信息融入题解和校记之中。不同的异本会在内容或字句方面有出入,从而形成异文。由于种种原因，敦煌写本的抄写质量是不一致的，即便是最好的本子，也会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这就需要参考其他异本来加以纠正。如何在诸多异本中，通过校勘恢复文献的原貌？前人的校录整理，质量良莠不齐，既有真知灼见，也有一叶障目的胡言乱语。这些校录成果散在各处，读者利用不便，《合集》汇聚各家研究成果，吸收正确意见，纠正旧说的阙失和疏漏。每立一义，必列举大量本证、旁证，征引详赡，思致绵密，结论大抵确凿可信，从中显现出研究者缜密的思维、扎实的“小学”功底和广博的中国传统文化学养。著名文献学家王欣夫曾言校雠之学应当“心细于发，识高于顶”（《思适斋书跋》跋），《合集》可当此言，其“援引之博，涉猎之广，核订之精，皆前所未有”（刘跃进等《敦煌文献整理的系统工程》，《中华读书报》2009年3月18日10版）。
2008年，《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共11册600万字由中华书局精装推出。该书出版后，海内外十多种报刊发表书评或评论，给予很高的评价。日本著名学者池田温先生称本书“是一部令人惊叹的巨著，是敦煌学繁荣昌盛的标志”（日本《东方》353号，2010年7月）；北京理工大学赵和平先生称“本世纪初，对敦煌本儒家典籍的全面而系统的整理研究出现了重大突破，以张涌泉先生为首的一批中青年敦煌学家，焚膏继晷，夜以继日，费十年之功，终于将11册的《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奉献给学术界，这部‘集大成、高水平’的著作面世，对敦煌学研究，尤其是敦煌儒家经典的研究功莫大焉”（《敦煌研究》2009年2期第55页）；《光明日报》更是先后五次发表书评或评论，认为该书“代表着当今古籍整理最高水平”（2011年3月30日9版），“是名副其实的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2010年4月29日12版）。《中华读书报》称“我国的敦煌学研究随着这部集大成、高质量的敦煌文献总集的出版，真正昂首自立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2008年11月12日）。此书后来评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等荣誉。
敦煌经部文献整理完成之后，其余三部文献合集即被提上日程。目前，在张涌泉先生的主持下，合集第二部《敦煌史部文献合集》的编纂正在抓紧进行。可以预言，这将又是一部敦煌文献整理的集大成之作。
三 写本文献学的奠定者
写本文献是指用软笔及硬笔书写在纸张上的古籍或文字资料。在宋代版刻流行以前，中华文明的传承曾长期依赖于写本文献；宋代以后，古书大多是以刻本的面貌呈现的，因而有关的学问也多以刻本为中心展开。清代末叶，敦煌藏经洞被打开，人们从中发现了大批唐代前后的纸写本文献，震动了整个世界。民国以后，又有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献、宋元以来契约文书、明清档案等�多手写纸本文献陆续公诸于世，耀人眼目，写本文献的数量一下充盈起来。于是，逐渐形成了敦煌学、吐鲁番学、徽学等一批与写本文献相关的学问，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历史。但人们在兴奋忙乱之余，还来不及对写本文献的风格、特点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仍习惯于用刻本的特点去看待写本，因而整理和研究不免有所隔阂和误解。所以了解和认清写本文献的写本特点，掌握写本文献的书写特例，便成了校理研究写本文献的最基础一环。写本文献在形制、内容、字词、校读符号等许多方面都有着与刻本文献不同的特点，很有必要从“版本学”分化出一门独立的“写本文献学”进行专门的研究。
敦煌写本上起魏晋之际，下讫于北宋初年，正好反映了写本文献从兴起、发展乃至逐渐被刻本取代的完整序列，是研究“写本文献学”最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其跨越时间之长，涉及范围之广，价值之大，影响之深，均为其他写本文献所不及。所以敦煌写本在全部写本文献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撰写一部系统全面的敦煌写本文献学通论性著作就很有必要。张涌泉先生的《敦煌写本文献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出的。
《敦煌写本文献学》是先生三十多年来在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和教学的过程中，对敦煌写本文献语言和书写特例稽考探研的结晶。全书共分绪论、字词、抄例、校例四编，凡二十章，作者以目前所见六万多号敦煌写本为主，杂以吐鲁番写本文献，勾稽其中大量的实例，不仅充分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而且多发前人所未发，纠正了前贤的诸多校读错误。在此基础上，阐明了敦煌文献在内容、形制、语言文字、抄写符号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写本特征，并将其提炼成简明的条例。全书立意宏大，条分缕析，精细入微，宏观把握和微观分析相结合，构建了敦煌写本文献学严谨完整的理论体系，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2013年12月，60余万字的《敦煌写本文献学》由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颇得各方好评。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文化遗�研究院邓文宽研究员称许该书“独树一帜，博大精深”（《一部敦煌学者的必读之作》，《敦煌研究》2015年第2期）；日本关西大学玄幸子教授称其为“反映百年来敦煌学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著作”（《敦煌写本研究的必读书》，《东方》第406号）；敦煌研究院网站载文称“全书内容厚重、资料翔实、例证丰富，并能引人投入其中以见学术的魅力、敦煌学的魅力、文献学的魅力”；复旦大学张小艳教授称该书“是百年来国内外第一部从‘写本文献学’的角度对敦煌文献语言和书写特例进行的最为全面、系统、深入研究的通论性著作，是学界有关敦煌手写纸本文献研究的集大成、高水平之作”（《稽古寻例三十载，写本文献铸成“学”——读〈敦煌写本文献学〉》，《敦煌学辑刊》2014年第4期）。
《敦煌写本文献学》不仅是一部敦煌写本文献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而且为“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献、宋元以来契约文书、明清档案等手写文献的整理研究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指导和可供具体操作的校读范例”，“堪称古代写本学的奠基之作”（赵和平《敦煌文献整理：从各立规矩到有章可循——读〈敦煌写本文献学〉》，《光明日报》2014年12月15日）。在张涌泉先生的倡导下，写本文献学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已然成为21世纪的一门新学问。
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曾云：“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亭林文集·与人书》）亭林先生对当时治学风气的批判，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真正的学术研究不是“废铜充铸”，人云亦云，而是不避艰辛，从第一手材料入手。采铜于山，注重原创，这正是张涌泉先生一直以来所推崇的治学理念。秉承这种理念，先生潜心古文献三十余载，不断耕耘，在近代汉字学、敦煌文献整理、写本文献学等众多领域披荆斩棘，拓荒创新，开山立派，取得了令人艳羡的骄人成就！更让人钦佩的是，尽管已届耳顺之年，张涌泉先生并未停止探索的脚步，近年他又聚焦于敦煌残卷缀合、敦煌文献语词考释、宋元以来契约文书搜集整理等崭新的研究领域，一系列更为宏大的科研规划已在实施之中。学术原创之路，正在他的脚下不断向前延伸。
作者简介
张涌泉，男，1956年出生，浙江义乌人。文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现为浙江省特级专家、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兼任中国文字学会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浙江省语言学会会长、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治学从第一手材料入手，注重原创，具备扎实的“小学”根柢,长于语言文字的考释，精于文献的校勘整理，对写本文献研究用力甚勤，在近代汉字学、敦煌文献整理、写本文献学等众多领域皆有开创之功。代表作有《汉语俗字研究》、《敦煌俗字研究》、《敦煌变文校注》（合作）、《汉语俗字丛考》、《敦煌经部文献合集》（主编）、《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张涌泉卷》、《敦煌写本文献学》等。曾荣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两次），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一等奖（两次），胡绳青年学术奖，思勉原创奖等多种奖励，并两度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奖。
本文来源于《国学季刊》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