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成立于1999年，2000年成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倏忽间，中心至今已走过了20年岁月。这期间，在教育部社科司、学校领导、相关部门以及学界同仁的支持和鼓励下，中心成员沉潜向学，努力奋进，继承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等前辈的学术遗产，积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尝试新的研究方法，发扬新的研究风格，商量旧学，培养新知，目前在汉语词汇史、中古近代汉语、敦煌语言文字、近代汉字、汉语历史语义及训诂学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逐渐形成了比较鲜明的研究特色。
饮水思源。在这20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心各位教授发挥了重要作用。1930年代出生的祝鸿熹、黄金贵教授，1940年代出生的俞忠鑫教授，1950年代出生的颜洽茂、黄笑山、张涌泉、方一新、汪维辉、王云路教授，1960年代出生的许建平、池昌海、关长龙、彭利贞、庄初升教授，无不为中心的成立、建设和发展以及人才培养献计献策、尽心尽责。职是之故，中心微信公众号推出“学述”系列，以显各位教授治学树人之成绩，谨表敬意云尔。
爰止学术
关长龙
“知天命”前后，友人偶与聊及“人生如果能重来一次，最想做点什么”，我说我不想重来一次，因为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我没有办法把握人生，甚至连基本的认知都做不好，所以也就谈不上有什么是最想做的，那个同事就用俗语“脚踩西瓜皮，溜到哪儿算哪儿”来概括我的生活态度，我一直觉得非常传神。当然，我也曾凑了句雅点儿的词儿来提升一下境界：“穷通前定因天理，得失随缘顺道心。”
由于物理成绩不理想而与班主任老师赌气在高二转修文科时，并没想过自己真的会与文科结缘，因为那一年中经常在懊悔，总盼着赶紧结束以便复课重读理科。大学时读中文系，第一个学期末是按照借书证的上限选择了小说来安排假期，结果发现按教材读小说对我来说似乎是一种折磨。然后就发现古汉语的字词句似乎更容易让我找到点儿感觉，因为解一字则明一字之理，记一词遂有一词之用，这与后来了解的汉代经学家“治一经得一经之益”的认知略有些相似，所不同者在于小大之辨吧。
作为正常的学习路径，考研也就顺理成章地进入到了大三下学期的日程中。记得大四上学期吧，我给四位自己买过书而又心仪的学者各写了一封自荐信，表达了想要从学的愿望，在收到的三封回信中，第一封是用“颤笔”写就的字体清秀的美文，令我感动莫名；第二封是由儿子代笔回复的指导信件，他们都是得高望重的前辈耆宿。最后在报名前半个月左右收到了郭在贻先生的回信，他首先为自己因为心脏手术住院而迟复信件表示歉意，然后又细致地介绍了考研准备的一些要点，我印象当时觉得这封信的内容与古汉语的务实风格最相契合，所以就义无反顾地赌了一下运气。
读研期间印象很深的有两件轶事。其一是开学初，在郭先生家里，他说研究生只有三年时间，在此期间要掌握做学问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学会写学术论文，至于各门学科知识的学习那是一生的事情，三年时间是远远不够的。这与我在大学期间听一位受业于许绍早先生的业师转述的读研要领正相反，许先生的意思是说读研只有三年时间，要对各门学科的知识有个基本的了解和掌握，这样在遇到问题时才能左右逢源，至于做学问写论文，那是一生的事业。这也许就是抱朴子所谓的“殊途同归，其致一也”吧。
其二是在毕业座谈时，王维贤先生说：“你们已经是秀才了！因为你们已经学会做学问写文章了。”这让我一下子想起另外两位业师的说法，高中时语文老师就说过“你们已经是秀才了”，“因为重点高中是从全县学子中选拔出来的生员”；大学时写作老师也说过“你们已经是秀才了”，“因为现代的学历制度，本科生相当于传统的秀才”。至王先生说起，我才意识到这一名义下的传统“基层知识分子”是多么难能可贵。直到现在，我仍然很敬佩于传统的“秀才”，因为他们的言行举止、道德文章我至今也没能做到平视之，至于举人、进士，盖只能“望其项背”“高山仰止”了。
一、读研
我参加的是1986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印象中训诂学试卷只有前两个是与记忆有关的知识性题目，后面有七个都是解决文献语言中的训诂问题。有两个题目至今还依稀有些记忆，一个现在查知是《邓析子·无厚篇》中的句子：“事有远而亲，近而疏，就而不用，去而反求，风此四行，明主大忧也。”释句中“风”字何解，为什么；另一个是《楚辞·离骚》中的句子：“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释句中“滋”字何解，为什么。如此等等，我有幸在这张卷子上取得91分的成绩，这大概是我至今“脚踩西瓜皮”溜得最好的一次。
刚入学时，郭先生给我们开列了一个阅读书目，计有汉语史经典著作和当时前沿研究的重要论文约二十部/篇，前者如《说文解字注》《读书杂志》等，后者印象最深的有孙雍长先生所著《古汉语的词义渗透》一文。我与师兄张忠茂用时最久的是《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影印本），研究生期间第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读这部书，貌似最匀速的时候是每天四页。其后写过两篇相关的作业，一是《从段注〈说文〉看段氏破读假借字的方法》，归纳了八个条例，获先生初步首肯，算是我的第一篇学术习作。其后又写了一篇《论〈说文段注〉之双声字》，先生看过后说这篇可以推荐发表，并告诉我这也是他计划中想写的一个题目，还特别给我看他在《说文段注》扉页上拟列的十几个有关段注的研究论题，且把这条划掉说他不准备再写了。也很感动于那个时代《语言研究》编辑部对学者的尊重。虽然现在看来这篇文章仍很生硬幼稚，但作为人生第一篇获得发表的学术论文，业师的鼓励和编辑的宽容无疑共同孕育了我心中的学术胚芽。
郭先生曾提及在汉语史的三个主干学科中，训诂学是最“平民化”的学科，因为所有的古代文献都可以作为它的语料资源，而文字学特别是古文字学则受载体器物的收藏所限、音韵学又受其审音方法和表达形态（如符号、表格）所限，皆没有训诂学那么平易近人和容易形成学术感知。在训诂学中，又有四个难题亟待整合突破，它们是俗语词、俗文字、通假字和联绵词。常见的研究多以个案研究和理论抽绎为主，如何在全语料基础上搭建结构性认知，并使之成为该问题意识的基础性平台，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挑战。
与俗语词、俗文字和通假字相比，选择联绵词作为我的硕士论文研究方向也有些偶然性。想来似乎是在浏览《集韵》时，发现里面有大量的字在释义中仅以联绵词作解，而这些联绵词又多是不很常见的词，我尝试对此类字条做卡片摘录，然后觉得它的词例选择似乎比《辞通》和《联绵字典》都更严格，经过半年左右的折腾，我大约录有近一万张卡片，然后开始琢磨如何给这些卡片进行分类和整理。最后采用了魏建功先生的音轨理论，即通过联绵词两个字的声纽建立音轨，然后采用最便使用的王力先生拟定的古音33纽作为依据，两两系联，计有1089个音轨。当然，与普通话声韵配合表一样，在这1089个音轨中并不是每个都有实际词例存在，就《集韵》而言，则约有七百个左右的音轨是有词例存在的。如此就可以把接近一万个词条归入到七百个左右的音轨中。但是接着的一个问题是，这七百个左右音轨中的词例分布是不均匀的，其少者一二个，多者有数百个，那些数十百个词条集于一轨的词例便有了进一步细分的必要。
对具体词例的同源解析我虽然受到了普通语言学义素分析法的启发，但在概念的选择上还是采用了俞敏先生更具传统色彩的“语象”一词。如透透轨联绵词中，“�忒（心不宁）”“��（吐舌�）”“町�（饷田人众�）”三词皆有“不确定”义素，此即名“基本语象”，然而三者又有杂乱不定、出入不定和繁多不定的区别，此“杂乱”“出入”“繁多”就名为“附加语象”，至于三个词例所特指活动形态的发出者又有心、舌和众人的不同，此又名为具体语象。
从结构学的角度来说，关乎音轨的选择属于宏观结构，而关乎同轨词例的语象分疏则属于微观结构。通过这样一个结构的搭建，就可以给所有字无定体的联绵词找到其应有的音轨，而更多的同轨词例又为其同源语象的推阐奠定了更为准确认知的可能。此外，联绵词音轨结构的搭建也让我在读书时很愿意偶遇一些难以索解的“复音词”，当它们在音轨结构中找到同源佐证时，我也会因此而感到非常开心。
与大学时读小说遇到的烦恼相似，当此联绵词结构需要进一步搜集《集韵》以外更为广泛的语料资源时，也就意味着一个旷日持久的《联绵词通考》工作被启动了，当这个工作叠加在一个“青椒”的工作中时，时断时续的应付终于发展成断多续少，以至于基本搁置，并且这一搁置似乎还在持续。
二、中文系
我是1989年7月参加工作的，当时浙江大学中文系刚成立四年多，是学校为转型综合性大学而增设的文科“点缀”之一，故其宗旨、课程乃至招生对象等等都还处在探索变动中。从入职到1995年读在职博士为止的六年时间里，我大约上过十二门课：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大学语文、大学写作、毕业论文写作、档案学、编辑学、影视编辑学、秘书学、中国通史、中国神话、中国文化史，再加上最初两年每周两个半天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座谈会，时间可以说是过得很丰满。而几乎每半年开设一门新课的训练，也让我对文科知识的认知有了更快的吐纳机会。
在这段时间里有两个特别值得一提的“偶遇”。一是我研究生期间的业师郭在贻先生在我毕业前半年遽归道山，所以我的论文定稿和答辨是由继任业师黄金贵先生指导完成的。黄先生当时正在撰写一部大书《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到1995年出版时有120万字。黄先生的做法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全面辑集汉语文化语词的基础上，加以分别部居，把记录同类文化现象的语词加以归类，然后通过微观的类似“语素分析”的办法，对同类语词的异同进行判断和描写。这与我在研究生前期的受业训练也很一致，只是黄先生研究的对象是生活世界的文化语词。这一方法似乎也与现在所知的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倡导的“场域研究”理路相契合，我的《“断桥”考》《“鬼”字考源》算是两篇仿试之作。另外，对儒家道德场域的语词概念如精神性命、心智情欲、仁义道德云云，我至今还存有整理的愿望，应该也与黄先生的言传身教不无关系。
第二个是我工作时所在系的主任骆寒超先生，他是研究现代诗学的名家，我在初识时有幸接触过他正在撰写的新书《新诗创作论》中的部分内容，看到他在分析那些我一直感觉是散文分行堆砌的新诗时，通过对意象以及意象类型所指向的母题分析，再进而联系到个体生命情结中的“神会宇宙人生”（终极关怀），我真的是受到了震惊，没想到很多看似平平的句子组合还可以这样读。这种震惊后的启发虽然没能让我走上文学研究之路，但却在《大学语文》的教学中颇有受用，如对王蒙《春之声》等意识流作品和现代派诗文甚至一些古典散文作品的理解，都有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契入感。至于对我自己进学中的直接影响，就是我开设了一门《中国神话》选修课，这也是那个时段里我唯一主动开设的课程。我想在神话故事和相关语词概念“集类辨考”的基础上，能够稍窥中国人传统精神世界的原型结构。比如鬼神究竟是什么？如果有灵魂，它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那些自然神话、社会神话、节日传说的背后到底蕴含了怎样的终极关怀和生命原型？我的《中国日月神话的象征原型考述》《中国传统奇数重叠节日原型考》等小文，就是这些思考的尝试性表达。
当然，这种“集类辨考”和原型追问的结果也很快把我逼到了生活面前，因为所有的文化表象背后都有着精神的原型诉求，那最活态的文化表象和概念类型无疑就是礼仪本身了。孔颖达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中华礼仪是一个具有多重结构的中国人的生活信仰，它以众多关乎礼仪和礼器的概念作为生活表象，以礼法和礼乐的概念作为生活隐象，以礼意和礼义的概念作为精神原型，共同撑起了中华文化的活态传统，促成了中国人的文明转化——这也是“文化”（向文转化）一词的本义所在。传统训诂学中的不少疑难问题，放到这个背景下就变得可以理解和把握了。如童子用“束�”作为拜师时的“伴手礼”，它蕴含着请求师傅约束、�治自己的“隐喻”，其初义与学费没有什么关系；学子用芹菜释奠孔子，是向先师表达“我要勤奋”的决心，此决心不可以用“葱”代替，因为学子不可以向先师表达“我很聪明”的自负。如《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中赵太后送女出嫁时“持其踵而泣”，如果了解了传统婚礼女方父母送女不下堂和女方母亲要在女儿出嫁时为之更换“嫁鞋”，就不会误解赵太后“持其踵”的发生场景和时间。当然，礼还有与时俱进的“时为大”属性，故其全面的当下把握无疑是诱惑与困难兼具的挑战。
三、读博
九十年代初，作为一个职场新人，我虽然忙碌万分，却也十分迷茫，其中还有更为切身的“利欲薰心”焦虑。那时我一个月的收入，虽然比读书时的助学金稍增三分之一，然而毕竟与做学生时代不同，所以常常是吃饭以后就所剩无几。记得有一年因为什么原因发行国库券，本来说每月扣20元，分三个月扣完，但是财务嫌麻烦，就在同一个月代扣60元，结果就导致当月的伙食费出现危机，只好去黑市把国库券八折卖掉。所以那个时候赚点外快似乎是工作之余最大的期待了，当然，虽说那时“制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收入多”，但“毕竟是书生”，我也只能去做些与文字有关的工作。弄得好，一个假期差不多可以赚出一两个月的工资收入，不过因为最终结果是成败相参，平均下来也是聊胜于无而已。现在回想起来，我大致参与过译录黄页号薄，编译古诗文读本，给连环画配文字说明，为各种鉴赏辞典写稿子，给留学生带“家教”，在录像厅放录像，以及参与撰写有点专业性的《高级汉语词典》《中国现代语言学辞典》，可惜后两种用力最多，却都被放了“鸽子”。中文系也曾组织过一个给知名企业家写传记的大型项目，专用稿纸都印好了，只是后来项目搁浅，一批可观的半熟“鸭子”也飞走了。
93年两地分居的问题解决后，我读博的想法也就提到日程上了。只不过那时候正处在人生迷茫期，不知学问该往哪里用力，于是就想着能像武打小说中的后生小子一样，找个高人拜师学个绝技。环顾四望，沈文倬先生就成了不二之选，于是拜访聆教，研读礼书，但沈先生因为身体等原因，终于没有确定招生计划；所以至94年，就开始琢磨既然“文史不分家”，那么去历史专业感受一下也好吧。当时听一位同事说历史系有一位梁太济先生，才高行素，属于史学江湖中的“独行侠”，于是就尝试去拜访示意，结果的感觉就应了那句古语：“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我们平时虽然常说“文史不分家”，其实文史哲还是各有各的内在特性。在入学半年后，先生就开始多次强调说我缺乏“历史感”，要多体会寻找这种感觉。大约从事文学（包括语言？）研究的人多富于情感想像，从事哲学研究者则多善于悬谈义理，而历史研究则要落地于“当下”的活态场域，且尤重于对事实联动因素的观察和认识。这一强调持续了三年左右，直到我毕业论文的初稿完成才渐绝于耳，于是也才想起子夏所谓“君子三变”中还有最后一句：“听其言也厉。”
《说文》把“学”字的本义释为“觉悟也”，从训诂学的角度说，其指称“知识层面的学问”这一常用义当然就应该是“觉悟”的引申义。那么早期的“学术”似乎就应该是先知们“觉证”生命的方法，这也是宗教学一直重视和强调的学术“究竟义”。这一点我们从“儒”字以“通天地人”（扬雄）为造字理据的思考中也可以略有领会，其道德本体的认知与体证正是在个体生命通天地人的觉悟中实现的。然后“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孟子），从而建构起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大同世界。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把儒学的这一理解放在宋代的生态背景中，去观察学人们的生命觉证和生存活动，无疑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云体验”。这也是我博士论文选择《两宋道学命运的历史考察》为题目的基本因缘。这一观察“体验”也让我对中国学术传统中的精神实体有了进一步了解的愿望。
不过，梁先生强调的治学当精研一部经典以为“根据地”的思想，却因为种种原因，我至今仍要托诸“远方”……
四、古籍所
浙江大学四校合并是在1998年完成的，在合校之初的那几年，因为人员变动和教学计划调整，我所在的系更名为国际文化学系，我的课时量也陡然增多，印象中最多时一周有上过十七节课。在疲于应付教学之余，科研工作就只能“苟延残喘”了，于是人也变得有些焦虑。然后大约是2001年秋季的一天，偶然过访古籍所，与张涌泉学长兄闲聊，遂询是否能到他麾下谋个差事，他竟然随口应允，只是要求先参与敦煌项目的工作。我又咨询过一些师友同事，他们多认为这是我重新归队（指文献语言研究）的一个良好机会。
归队的第一件事应该就是补课了，原先回避的俗文字、俗语词、通假字，其最大的语料库就是出土文献，而出土文献又以敦煌最为大宗。当然，相伴的问题还有异文、讹字，以及因为迭代迅速而鲜有传世文献可资比勘的风物制度、数术知识等等，皆是中古数百年间学术“架漏过时”的活态资源。只是结构认知总不免工程浩大，而文化追问与生命体证又不限于出土文献，所以我又偶遇了《今训汇纂》（先秦卷）的项目。
雅斯贝斯（Karl Jaspers, 1883～1969）在论述轴心时代的价值时说：“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而经典正是那一时代的精华呈现。我虽然算是走上了学术之路，但是却极度匮乏关乎经典文本的功夫，现在有机会泛滥其间，我也很感激那块命运的“西瓜皮”，尽管来得太晚了些。当然，现在毕竟不是少年时代的经典感受了，当我看见“关关雎鸠”，就不免会想起“关关”所在“见见轨”中的联绵词族，那是以“曲折”为基本语象的“集类”，而“婉转”正是鸟鸣的基本特征；至于雎鸠与鱼儿的感情，也已有“鹣鲽之情”为之作证了。当我展读乾卦彖辞时，也会不经意地与坤卦彖辞的语义结构进行比较，从而质疑它反常的语序。至于士冠所用三服中的皮弁服，也不必恪守郑注孔疏“与君视朔之服也”的旧训，因为《白虎通》说“战伐田猎，此皆服之”，而郑孔之说与三加“与君祭之服”的爵弁服在功能上似乎区别不大。回顾成人的权力与义务，继祖有统、习武保身、修文知命才具有“三加弥尊”的类型意义。至于“风马牛不相及”，究竟是“马牛牝牡发情相诱”，还是“牛喜顺风，马喜逆风”，抑或是放马牛而使奔逸、风可及而马牛不可及云云，更是制作短视频潜在的绝佳素材。
通读经典文本，且稍为整理简注，如有可能，则尝试体会“治一经得一经之益”的学统感受，戴震说“经之至者道也”，所谓“知行合一，体用一如”，莫须真的有可能会水到渠成吧！想想都激动……退休后防止老年痴呆的“本草”上药也许就在这里了。当然，“西瓜皮”最后会溜到哪里，我都将一如既往地认真随缘啦。
作者简介
关长龙，笔名关童。1964年生，辽宁省岫岩县人。1986年获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学士学位，1989年获杭州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同年入职浙江大学中文系，2000年获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2005年获选2005—2006年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从事敦煌数术文献研究。
现任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研究方向兼及汉语史、经学、礼学、敦煌文献、数术文献等。著有《两宋道学命运的历史考察》（2001）、《中国学术史述论》（2004）、《中国古代文化会要》（礼俗编，2007，2015年重版）、《敦煌经部文献合集》（韵书之属，2008）、《敦煌本堪舆文书研究》（2013）、《敦煌本数术文献辑校》(2019)、《爰止国学丛稿》（2019）等。主编《现代汉语通用字典》（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