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成立于1999年，2000年成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倏忽间，中心至今已走过了20年岁月。这期间，在教育部社科司、学校领导、相关部门以及学界同仁的支持和鼓励下，中心成员沉潜向学，努力奋进，继承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等前辈的学术遗产，积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尝试新的研究方法，发扬新的研究风格，商量旧学，培养新知，目前在汉语词汇史、中古近代汉语、敦煌语言文字、近代汉字、汉语历史语义及训诂学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逐渐形成了比较鲜明的研究特色。
饮水思源。在这20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心各位教授发挥了重要作用。1930年代出生的祝鸿熹、黄金贵教授，1940年代出生的俞忠鑫教授，1950年代出生的颜洽茂、黄笑山、张涌泉、方一新、汪维辉、王云路教授，1960年代出生的许建平、池昌海、关长龙、彭利贞、庄初升教授，无不为中心的成立、建设和发展以及人才培养献计献策、尽心尽责。职是之故，中心微信公众号推出“学述”系列，以显各位教授治学树人之成绩，谨表敬意云尔。
安定自在 既谦且和
——彭利贞教授学述
修俊俊
彭利贞教授，1965年生于江西会昌，博士，浙江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彭利贞教授主要从事句法学、语义学、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尤其关注现代汉语情态研究。面对语言的“好玩”与“复杂”，彭利贞教授从语言事实出发，实事求是，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逐步将语言研究尤其是汉语情态研究引向深入。本文从治学历程、治学成绩等方面试述彭利贞教授的学术道路。
1、学术经历
1984年，彭利贞教授（为免行文冗赘，下文径称“彭老师”）毕业于赣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在进入杭州大学读研之前，彭老师曾任四年中学语文老师。1988年，彭老师考入杭州大学，师从著名语言学家王维贤先生，三年后完成硕士论文《论使宾动词》。1991年彭老师毕业并留校任教，1992年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论副名组合式》。此后延续硕士论文的选题，相继发表《论使宾动词》《说使宾动词句的相关句式》《论使役语义的语法表现层次》《论使役语义的语形表现》等，此外还发表有《说“很有NP”》《说修辞对语法的选择》《无关联词转折复句的形式标记》等，三年的硕士学习给彭老师打下了坚实的研究基础。
1998年，彭老师受国家教育部选派为公派出国汉语教师，赴斯洛伐克考门斯基大学任教，三年后回到浙江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任对外汉语教师。在斯洛伐克期间，彭老师主要关注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以及英语语法和汉语语法的对比研究，发表了《试论对外汉语教学语言》《从英语的角度看汉语的名句》《汉英使役语义语形表现对比》《论名句的生成》等。彭老师现虽离开对外汉语一线教学多年，但他的《试论对外汉语教学语言》作为对外汉语课堂教学研究的早期基础性论文，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仍有很高的引用率。
从事对外汉语教学，从“纯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可能会被认为浪费了很多时间，但彭老师常说，任何经历，只要有心，都会成为学术道路宝贵的经验。对外汉语教学可以为汉语语法研究带来更多的“外语视角”，这在彭老师发表的诸多论著中都可以看到。彭老师还于2017年参加了对外汉语相关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负责“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大纲的研制和教学参考语法书系（多卷本）”（17ZDA307）中的子课题三“复句篇章大纲研制”。
彭老师从事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的另一个“副产品”，便是后来与Istvan Keckes教授合作创立的国际双语语言学期刊CASLAR（《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研究》），该刊自2012年创刊以来，出版了10卷，共20期。作为该刊的共同主编，彭老师倾注了许多时间和心血。
自硕士毕业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历11年，2002年彭老师开始了三年的学生生活，在复旦大学师从语法学家戴耀晶先生攻读现代汉语语法方向博士学位，受导师熏陶，彭老师开始关注句子核心成分之外的外围成分。三年学习结束，以论文《现代汉语情态研究》获博士学位，该论文获2005年度复旦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2006年上海市研究生优秀成果（学位论文）奖。博士期间还发表《论语义成分的溢出与隐入》《论动力情态的现实否定》《论“应该”的两种情态与体的同现限制》等。
2005年起，彭老师在浙江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师资博士后工作，合作教授为方一新教授。2007年出站，入职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并开始参与浙江大学汉语史中心的研究工作。2006年，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汉语情态系统研究”，后以“优秀”等级结项。2007年彭老师出版专著《现代汉语情态研究》，戴耀晶先生作序。这一时期发表《论情态与情状的互动关系》《论情态与“着”的分化》《“对待”类动词的粘着现象考察》《情态动词受“没”外部否定现象考察》等。
2009年，彭老师荣升教授。同年，彭老师获浙江省高等学校科研成果奖二等奖，译著《认知语言学导论》（与许国萍、赵微合译）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彭老师与其他同学在听戴耀晶老师讲授“语言学名著选读”过程中，在准备课堂讨论时，几乎把整章逐字逐句对译过来介绍，戴老师最后提议把全书翻译过来，由此有了这本译著的诞生，足见当时他们求学的认真与热忱。彭老师还发表《论一种对情态敏感的“了2”》一文，提出“了2”与情态相关，该文为“了2”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也丰富了情态与其他范畴的互动研究。2010年发表《论情态与体的同现互动限制》，2011年专著《从语义到语法》出版，戴耀晶先生作序。2012年发表《汉语的主观情态和客观情态》。2014年课题“汉语及其方言情态的句法语义研究”成功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立项，后顺利结项。2015年，彭老师通过了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成功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汉语情态的历时研究”（15JJD740013），这一时期还发表《非意愿与“V不了”的认识情态表达》《“不能不”和“不得不”情态的主观客观差异》等。
总体而言，彭老师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2-1998年主要集中在“使宾动词”的研究；1998-2001年拓展对外汉语教学研究；2005年至今聚焦现代汉语情态研究。攻读博士学位以前，彭老师已有诸多研究成果，攻读博士之后，研究更是向纵深发展。
2、治学成绩
在近三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彭老师立足汉语事实，在现象中寻求规律，在长期的思考与探索中，取得多方面进展，现述以下四个方面的成绩。
2.1丰富了汉语使宾动词的研究
《论使宾动词》无疑是彭老师的学术开端，对于使宾动词，彭老师认为，在以前的一些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文献中有所涉及，但多为举隅性的。并且，受古汉语研究的影响，它一般被认为是古代汉语发展到现代汉语的残迹，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或者被认定是本来的某一类词而“活用”或“转化”为具有“使”意义的词，如不及物动词转化为及物动词，形容词活用为及物动词，是某一类词的一种临时性的用法。
彭老师认为，现代汉语使宾动词与古代汉语“活用”相比，有着本质不同，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动词小类，能进入使宾动词特定框架并实现为使宾动词的动词是有限的。基于这一事实，彭老师认为这些词内部潜在机制的同一性，使它们自成一类。
值得一提的是，使役范畴在后来显然成为汉语语法研究中的热门话题之一，不同理论取向的学者对汉语语法的使役范畴都倾注了很多注意力，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彭老师早年的硕士学位论文及他后来发表的使动研究的系列论文，无疑体现了彭老师在王维贤先生指导下选题上的学术敏感。
2.2开创了汉语情态研究新局面
2005年彭老师以博士论文《现代汉语情态研究》从复旦大学毕业，2007年出版同名专著，对于这本专著，正如戴耀晶先生在序言中所说：“现代汉语情态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比较偏重于具体描写助动词的句法位置及其意义，偏重于对特定助动词的义项、功能等方面的分析或对比，而对情态系统的理论阐释重视不够，许多与情态有关的语言现象的揭示和说明有待更为深入的发掘。《现代汉语情态研究》从主观与客观、现实与非现实、语气与情态、情态的分类等理论角度，对现代汉语情态动词表达的情态系统进行了严谨的区分和研究，以情态系统来统摄相关语言现象的分析，有效地解释了许多重要的语法现象。”
戴耀晶先生指出，在研究方法上注重情态与其他语法范畴的联系是这部著作在分析方法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彭老师把情态看作是语言系统中与其他范畴存在互动关系的范畴，细致考察了现代汉语情态与情状、体、否定等语法范畴的互动关系，通过比较分析，深化了对情态本身的认识，也为深入研究现代汉语其他范畴提供了新的认识角度。彭老师在解释与情态有关的语言现象时，一方面从语言内部符号间的关系角度进行说明，另一方面也从语言使用者的体验角度加以解释，体现了语言内部分析与外部分析的互动观。
2.3深化了汉语主观性的研究
自沈家煊（2001）介绍国外关于语言“主观性”和“主观化”的研究以来，关于汉语“主观性”的研究层出不穷，很多都着眼于：说话人的视角、说话人的情感、说话人的认识。彭老师独辟蹊径，从情态的主客观入手，认为情态也有主观情态与客观情态之分，并且集中论述了差异所在。比如，出于语用目的，现代汉语存在大量的情态客观化表达，说明主观情态与客观情态的区别存在语用动因。彭老师尝试将语用学的方法运用到情态研究，例如，对于“不能不”与“不得不”存在主观与客观区别，同样表达道义情态［必要］时，“不能不”和“不得不”的区别主要表现为情态来源不同，“不得不”的道义情态来源于客观环境，带有客观情态的性质，而“不能不”的情态则来源于言者自身，具有主观色彩（彭利贞2019），这是情态研究引入语用视角的新探索。
2.4发掘了一批语言事实
语言事实在彭老师老师眼中是“好玩的”，有些“听话”，有些“不听话”。彭老师有着对语言现象的敏感与直觉，比如《“对待”类动词黏着现象的考察》一文注意到“对待”类动词语义上缺损方式、态度语义成分，在成句过程中强制地要求方式、态度等语义成分与之同现，表现出很高的粘着性。再如彭老师发表的《论情态与情状的互动关系》讨论了情态与情状的关系，表明静态情状与认识情态、动态情状与根情态之间在概念结构上存在着有机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体现为：在句法上，它们的表现形式呈自然共现关系，即典型的静态动词与表达认识情态的情态动词自然共现，而动态动词则与表达非认识情态（根情态）的动词共现。彭老师对具体情状进一步分析，得出结论：不同情状类型的动词或句子与多义情态动词共现时，情状类型对多义情态动词的语义解释会产生有效的影响，情状对多义情态动词的语义具有分化作用，这都是对我们习焉不察的语言事实更进一步的思考与发掘。
3
为学理念
彭老师师从王维贤先生与戴耀晶先生，从王先生那里继承了逻辑思维的缜密，从戴老师那里继承了语义分析的细致，在长时间的研究实践中，形成了个人的研究旨趣与研究风格，现述几点以说明。
3.1范畴互动
索绪尔（1980）指出语言既是一个系统，它的各项要素都有连带关系，而且其中每项要素的价值都只是因为有其他各项要素同时存在的结果。
彭老师比较注重句法范畴间的互动，自2005年博士毕业，彭老师研究情态，但不限于情态范畴本身，而是在充分描写现代汉语的情态系统的基础之上，以情态为出发点，扩展到其他范畴，比如“否定”“体”“情状”等等。特别是对现代汉语多义情态动词的语义解读问题作了一些有益的探讨，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现代汉语多义情态动词情态语义的语法形式解释系统，深化了对情态及现代汉语情态动词的情态表达的认识。
彭老师指出不同的句法分层之间存在互动限制关系：句法分层不是孤立的，处于不同分层的句法范畴，也要在与其他范畴的关系中才能体现自身的功能，得以定位。这正是语言的系统性在更高层次上的反映。把句法范畴互动观念引入语言研究中，可以为观察对象提供更多的观察角度，从而寻求更充分的解释。彭老师指出现代汉语“了”的句法语义特征问题，已有研究因为习惯于在体范畴内部来进行分析，囿于事件内部的观察，在描写和解释过程中产生了许多令人困扰的问题。而以情态为参照对“了”进行观察，可能为认识“了”的本质带来新的曙光。
彭老师常说语言学就像化学实验，这种互动的方法就好比做实验，情态像是一个装着透明液体的试管，加入不同成分，可能产生不同的变化。彭老师的研究不仅给人以理论思考的启迪，更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3.2有限形式
所谓有限形式，指的是抓住可抓住的形式。朱德熙先生曾说：
语法研究发展到今天，如果光注意形式而不注意意义，那只能是废话；如果光注意意义而不注意形式，那只能是胡扯。
整体而言，到今日，学界也大多走的是形式与意义结合的路子。彭老师时常告诫学生抓住能抓住的，这已经是一种进步与贡献。索绪尔曾说：
为了避免错觉，我们首先要确信语言的具体实体是不会亲自让我们观察得到的。我们要设法抓住它们，才能接触现实，进而作出语言学所需要的一切分类，把它管辖范围内的事实安顿好。
形式层面更直观更容易说服人，因此在寻找形式与意义的相互验证时，就不能忽视形式的作用。例如《论语义成分的溢出与隐入》一文，彭老师发现隐入在词项中的某种语义成分在特定的条件下会实现为某种语形，形成语义成分的溢出。现代汉语中的心理动词、与身体部位有关的表动作或状态的词项在生成句子时存在语义成分溢出的现象。在充分对各种溢出现象进行描写之后，彭老师认为语义成分的溢出是句法、语义结构上的内在要求，是说话人认知过程的体现，是语用表达的需要，也是语言发展精细化的结果。彭老师对语义溢出所表现的形式的考察正是这一观念的体现。
3.3理论多元
理论反映为概念，彭老师称之为“概念工具”。语言研究需要理论，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还有这样一段话：
语言学就这样依靠语法学家所捏造的概念不断地进行着工作，我们不知道这些概念是否真的相当于语言系统的组成因素。但是怎样知道呢？如果这些都是捕风捉影的东西，我们又拿什么样的现实性来同它们对抗呢？
这可以理解为理论概念是语言学家拿来研究语言的工具。但诚如陆俭明先生所言“理论有用但不能包打天下”，彭老师经常讲，一种理论如果什么都能解释，那这种理论的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反过来讲，只要一种理论能说明问题，就可为我所用。因此彭老师的研究从不囿于一家理论，当然也不迷信一家理论，只要能够说明汉语事实，都可以拿来解释语言现象。王维贤先生也曾指出，各种语法范畴都只是研究语法现象和语法规律的手段，而不能硬使语言就“范”。只有“清醒”地认识这一点，才能不致为纷纭的错综的现象所迷惑，才能对语法现象和语法规律作出比较切合实际的、通达的解释。
3.4过程证明
得出一个结论需要有论证，或者说需要有证明。彭老师2009年发表的《论一种对情态敏感的“了2”》，得出了对祈使句尾的“了2”一种异于常人但又十分让人信服的论断，即现代汉语祈使句尾的“了2”既不是体标记也不是时态标记，它与事件本身的事实状态并无直接关系，所以不能从事件的角度把这种“了2”的语义解释成“表示事态将有变化”。祈使句尾的“了2”不指向事件，而指向情态，是对情态敏感的情态指示成分，起情态指示的作用，表示情态的出现或变化。该文进一步从空情态词的存在、情态词对“了2”的允准、“了2”与情态的互动、“了2”的情态粘着特点等方面对结论给予了充分而精彩的证明。往往一篇论文的最精彩部分就是这些证明手段与证明过程。
4、为文理念
“写文章不是写诗，不能乱。每做一个动作，都要考虑是不是有利于你想说明的。”
从彭老师指导学生习作的批语中我们可以一窥彭老师的为文取向与追求。
4.1“要说清楚”
“一句一句说清楚。”
彭老师的治学与研究继承王维贤与戴耀晶两位先生的缜密与严谨，追求洗炼与纯粹。文章是有美感的，尽管是研究性论文，读者也常常因文章的论证与发现叫好称妙，好的文章让人读起来是一种美的享受，彭老师的文章即是如此，总是能够以精妙的语言深入浅出地把道理说清楚，让人读懂。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言“文章写就供人读，何事苦营八阵图”。
“意少一字则义阙，句长一言则辞妨。”读彭老师的文章，可以发现与论证相关的概念绝不多做添加，绝没有与论文主旨不相关的概念。另外，彭老师经常对学生说：“你看一篇文章，就先看他研究了什么语言事实，用了什么概念，这样你就大概能知道这篇文章在说些什么。”用这种办法去读一篇文章，学生往往就能迅速抓住作者的核心论旨，读、写文章皆是如此。
4.2“指向论证”
“引入的所有概念和证据，都得指向你的论证。”
“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全文往往有一个统摄核心，是彭老师的行文风格，比如《非意愿与“非Vp不可”的认识情态表达》一文，全文在［+意愿］与［-意愿］这对概念的统摄下展开。彭老师用从［+意愿］与［-意愿］的对立说明“非Vp不可”得到认识情态［必然］解释的句法条件，全文以［+意愿］与［-意愿］的对立为统摄核心，列举了八种特定的句法条件，每一条都指向论证，可谓典范。
4.3“删繁就简”
“行文应该简洁，可以尝试把这个句子删到什么程度而意思还是原来的意思。”
“义典则弘，文约为美。”要用简洁的话把问题说清楚。彭老师的文章，读来最大的感受就是质朴简洁，用简单的话语把深奥的道理讲清楚、说明白，因此显得隽永，回味无穷。当然这也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或者说是文章本来应有的样子，然而在实际撰写过程中确又是比较难以做到的。“改章难于造篇，易字艰于代句。”彭老师在指导学生时，曾经说过当你写好一篇文章不知如何修改的时候，可以先放一放，过段时间也许就知道了，到那个时候也许就能下手删除一些不需要的东西了，这对于修改文章极有帮助。
4.4“就是这样”
“你的分析过程或者得出的结论要让人感觉就是这样。”
一个有效的论证结果就是让人觉得“就是这样”。要让人有这样的感觉实属不易，要做到“人人心中有”，前提是先说服自己，让自己相信的确是这样。反映在语言研究中，就是提供强有力的证据与有效的论证。
彭老师常以“很好玩”评价一个语言现象，大概是他把做研究真正当作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在做，发自内心觉得做学术是一件“好玩”的事情，能够感受到思考与研究的乐趣，这当然也熏养着学生们。作为导师，彭老师延续在复旦大学的传统，每隔一周便组织一次小组讨论会，同学们或是研读经典文献或是报告各自最新的研究进展，彭老师总能以其广阔的学术视野以及敏锐的学术眼光寻幽入微，直指机要。很多学生在进行论文报告或者毕业答辩时都对彭老师心怀敬畏，因为彭老师往往能在平常处指出问题，比如例句的选择、概念的使用等等，这些问题往往基础平常但又十分关键。
彭老师常引用戴耀晶先生常对学生说的两句话，大意是：“你的研究大概要做到什么样才行？就是你做这个领域，就要做到后面的人再谈起这个问题时都绕不开你。”“你做这个题目，你就应该是这个题目的权威，我就应该向你请教。”彭老师说，戴耀晶先生的《现代汉语时体系统研究》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这让我想到，彭老师以汉语情态研究著称，自2005年以博士论文《现代汉语情态研究》从复旦大学毕业以来，在现代汉语情态领域深耕细作，他的研究可谓已达到“绕不开”的高度。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彭老师继承与发展前辈学术研究成果，在研究的方法和理论上皆有创新与推进，开辟了现代汉语情态研究的新起点。现代汉语的研究也唯有在继承前贤的基础上开拓创新，才能将中国的语言学事业一步一步向前推进。
彭利贞教授简历
彭利贞，男，汉族，江西省会昌县人，1965年1月18日生，复旦大学博士，浙江大学汉语史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语言学期刊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CASLAR《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研究》）共同主编，中国语言学会理事。
1991年杭州大学现代汉语专业现代汉语语法方向研究生毕业，导师为王维贤教授，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2005年6月复旦大学中文系汉言文字学专业现代汉语语法方向毕业，导师为戴耀晶教授，获博士学位。2005年7月至2007年10月在浙江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师资博士后工作，合作导师为方一新教授。2007年10月起在浙江大学中文系任教。
主要从事句法学、语义学、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出版专著《现代汉语情态研究》《从语义到语法》、译著《认知语言学导论》，发表《论一种对情态敏感的“了2”》《论对外汉语教学语言》《论使宾动词》《论语义的溢出与隐入》等学术论文，参与撰写论著5部，主持国家社科会基金项目3项(其中重点项目1项、重大项目子项目一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一项，参与其他课题多项，曾获得2006年度上海市研究生优秀成果（学术论文）奖等多项奖励，多次参加国内外语言学学术讨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