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31日（星期四）19:00–21:30，由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主办的“语言学前沿与汉语史研究讲坛”第八讲成功举办。
本讲由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中文系蒋绍愚教授主讲，讲题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吴福祥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陈前瑞教授对谈。浙江大学文学院史文磊教授主持，讲座通过线上腾讯会议形式和直播形式同步进行，吸引了国际国内学界近1800位同仁和同学同时在线听讲。
报告环节
蒋绍愚教授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题，意在强调语言学理论可以为汉语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我们可以结合语言学理论和汉语史的材料来攻治汉语史这块玉。蒋绍愚教授以五个专题具体讨论了语言学理论在汉语史研究中的运用： 第一，结合语言类型学研究（Greenberg 1963；刘丹青 2017），探讨汉语的句式特点。蒋绍愚教授从现代汉语是VO语言但关系从句在前的语序特征出发，指出从语言类型学来看，这是一个例外，或者说是汉语的特点。但是看回到古代汉语，却是使用其他句式，如“马之千里者”。蒋绍愚教授认为，从文言到现代汉语，汉语的句式特点有没有改变，这是值得讨论的。 第二，结合Bybee et al.（1994）和G. Lakoff（1987）对语义演变的研究，探讨汉语词义演变的机制。蒋绍愚教授以英语中since、should、over和古汉语中“涉”“要”“关”的词义演变为例，认为汉语词义演变应有多种途径和方式，不宜将思路局限于“引申”之中。 第三，结合“诱发推理理论”（E. Trugott & R. Dasher 2002），考察汉语的历史语义演变的过程。蒋绍愚教授以墙斯《论新义产生的判断标准——以“快”之快速义的产生为例》和颜世铉《论“罄竹难书”的感情色彩和使用范围》二文为例，指出在汉语的发展过程中也有“诱发推理”的情形，这类现象有待挖掘。第四，动词的情状类型（Z. Vendler 1957；Olsen 1997；陈前瑞 2008等）的研究，可以使汉语史上的一些问题研究更进一步。蒋绍愚教授以自己对《史记》动词的情状类型研究为例，进一步讨论了哪些动词可以用作意念被动、哪类动词可以充当述补结构的补语成分。同时也指出，汉语史的研究既要对四种情状类型作进一步的分析，也要对意念被动和补语的动词的语义作具体分析。第五，结合认知语言学（Talmy 2000）对语言和认知的研究论述，可以进一步探讨上古汉语如何表达动作、结果及实现等语义，汉语史上的动补结构又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对谈环节
吴福祥教授和陈前瑞教授都对蒋绍愚教授保持学习的精神，扎实的语料分析，以及报告内容的价值给予了肯定。而后两位教授都从各自的研究出发，对报告中的问题发表了看法。
吴福祥教授对报告中的前两个问题进行了补充： 一、关于汉语的语序演变。吴福祥教授指出，汉语在句法上最主要的特点是具有若干跨语言罕见的语序模式和句法结构，如“Rel-N”[关系小句-名词]语序模式、“PP-V”[介词短语-谓语动词]语序模式、差比式“S-P NP-AP”语序模式。而后进一步指出，讨论语序演变需要辨析和廓清一些基本概念，如什么是语序，什么是语序演变。最后，关于先秦汉语关系小句的语序，吴福祥教授认为它跟现代汉语一样，都是“Rel-N”[关系小句-名词]。至于“NP之VP者”结构，吴福祥教授认为并非真正的关系小句结构式，而是一种语用语序或语用结构式，其功能是凸显后置“VP”的焦点功能（对比焦点），其语用策略类似于表达焦点的分裂句。二、关于语义演变的机制。吴福祥教授指出，在语义演变研究方面，汉语史的研究传统历来关注词义的“引申”，尤其聚焦于词义演变的“途径”和“方式”，间或也涉及词义演变的“原因”。与之相反，历史语义学的研究则更多关注语义演变的类型、机制和动因。汉语词汇史的一些术语跟历史语言学相关术语之间的概念关系比较复杂，需要认真辨析和区分。吴福祥教授对Bybee et al.（1994）所提的五个机制逐一进行了讨论，并在最后指出，语义演变的机制就是以下这三个：隐喻(类推)、转喻(重新分析)和复制（replication）。 陈前瑞教授对第四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指出蒋老师通过情状类型来解释意念被动句，为我们探索了一个很好的路子。我们还可以顺着这个路子往下面走，进一步分析不同层次的“结果”，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对这种意念被动句做很好的解释。至于对动补结构能不能做很好的解释，可能需要对情状类型，特别是活动情状，做扩展考察和进一步的准确的分类。 本次报告及讨论环节 共持续了近两个半小时，内容丰富，与会同仁和同学们收获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