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 王祝英
日本电影《编舟记》中有一句话：“词语的海洋浩瀚无边，词典是那片大海中的一叶扁舟，人类靠着这叶名为词典的扁舟航海。”历时23年，浩瀚敦煌文献海洋中的一叶扁舟——《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终于完成了从编写到出版的历程。全书550万字，共收条目21939条，全景式展现了敦煌文献语言的面貌。
词典出版后，获得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被誉为“敦煌学的三峡工程”，“敦煌文献语言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我国辞典编纂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作为责编之一，我既感到欣慰，又深感一部大型词典的诞生是多么不容易。从“造舟”到“编舟”，作者和编辑在这期间要经历多少希望与失望、纠结与痛苦、困难与挫折，要付出多少心血与汗水，这中间的酸甜苦辣，非亲历者难以体会。
张涌泉 张小艳 郜同麟主编
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一、缘起与等待，一项国家工程的确立
说起书的故事不免要说书背后的人。词典的主编张涌泉先生是我的校友。1992年，我们同时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不过他读的是博士，我是硕士。入学以前，他已经出版、发表了不少学术成果，在敦煌文献和俗字研究领域崭露头角，是我们研究生中的名人。他的导师项楚先生开了一门敦煌文学研究课，我们七八个硕博士一起上这门课，他的勤奋、博学与认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提前毕业去了北京大学继续深造，而我毕业后到了四川辞书出版社语文编辑室工作。1999年，我去黄山参加语文辞书研讨会，编室主任冷玉龙老师让我顺道去杭州大学，将一部稿子送给主编祝鸿熹先生。机缘巧合，在杭州大学我见到了博士后出站回到母校工作的张老师。见面时，已是教授和博导的他说起手头正在做的两件大事：一是主编《敦煌文献合集》，两千万字，其中第一部是《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另一件事是编写《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已经在收集整理资料。当时这两个项目都还没有落实出版社，他希望有机会合作。
回成都后我向冷老师作了汇报，冷老师之前也认识张老师，他听到这两个项目很兴奋，说这都是集大成式的填补空白之作，如果这两个项目都由我们出版社出版，将会大大提升我们社的学术出版地位。他让我赶快准备选题申报材料，并在全社选题会上汇报。可惜的是《敦煌文献合集》因为部头太大、投入太多最后被否决了，而这部词典则在冷老师的坚持下留下了，并于2000年签订了出版合同，约定2004年交稿，2006年出版。那时还没有国家出版基金，之所以能拍板签下这部书稿，我想最应感谢冷老师的慧眼识珠。冷老师后来成为我们的副社长、总编辑。而张老师主编的《敦煌经部文献合集》200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获得了一系列大奖，包括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遗憾的是我们已与它失之交臂。
敦煌文献总数七万多号，多是写本，阅读整理与研究面临着字词释读、理解不易等难题。很多语言文字学家致力于训释、破解其中的疑难字词，但此前的考释基本上局限于变文、王梵志诗、歌辞等通俗文学作品，而数量更为庞大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佛教文献、道教文献、通俗辞书却基本上不被关注。加上已有的考释成果大多散布在报刊或专著的行文之中，读者寻检利用也非常不便。张老师主编的大词典打算在汇集前贤成果的基础上，把字词收集考释的范围扩大到所有敦煌文献，具有集大成的特色，并将填补敦煌文献研究领域缺乏一部大型语词工具书的空白。应该说这是一个具有前瞻性和独特学术、文化价值的选题，张老师也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是非常优秀且合适的主编。碰到这样的选题和主编，无疑是一件幸事。一开始除了不时催促一下进度，出版社能做的就是等待和做好准备工作。
敦煌莫高窟第257窟九色鹿本生图 张驰/轩视界
其间出版社改制，一些大部头稿件因为投入大、成本高而退稿。张老师主编的这部词典，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按约定的时间交稿，且张老师说他也无法给我们准确的答案。有一次我忧心忡忡地问冷老师，敦煌词典写得这么慢，如果哪天来了稿而我们又无法出版，那可怎么办。冷老师安慰我说，没关系，让张老师慢慢写，从样稿看没有问题，相信张老师的水平和这部词典的价值，即使到时我们社真的不能出版，一定会有大社抛出橄榄枝的。
到了2015年，原来签订的合同快到期了，书稿依然没有影子。但我知道这么多年来，张老师和他的学术团队一直在努力，先后有二十人投入到词典编写之中，并且已有很多前期成果问世。如团队核心成员张小艳的博士论文《敦煌书仪语言研究》、博士后报告《敦煌社会经济文献词语论考》都是张老师为词典编写直接布置的任务，这两部书稿出版后先后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和上海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类似的成果还有不少。所以我依然相信词典一定能最终完成，毕竟好东西是时间酿造出来的。当时冷老师已经退休，我成为这个项目的直接负责人，于是就与张老师商量重新签订了出版合同。
2016年上半年，几经修改，词典的大部分稿子已经完成，我初步审读后，觉得书稿质量很高，申报的国家辞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也都顺利获得立项或资助。后来这个项目又被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四五规划“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成为国家工程项目。一切等待都是值得的，词典的出版终于迎来了春天。
敦煌莫高窟第419窟西壁佛龛 傅俊明/轩视界
二、二十年磨一剑到底在磨什么
意大利语言学家卡利格说：“十恶不赦的罪犯既不应处决，也不应判强制劳动，而应判去编词典，因为这种工作包含了一切折磨和苦痛。”我国著名出版家陈原先生也曾说：“编词典的事不是人干的，但它是圣人干的！”这些话都道出了词典编纂的艰辛与不易。
张涌泉老师自己肯定也没想到，这部词典的编写是如此费时费力，原计划四年完成的编写工作会延迟这么多年。这当然与词典规模的扩大有直接的关系，而且编写的每一个环节都不那么简单。
条目收集确立。确立条目是词典编纂的第一步。在收集材料阶段，作者们开始是使用前人做好的整理本，但发现问题很多，于是直接从敦煌文献原卷中收集词条，其中包括大量不见于其他工具书的条目。例如“画指”这个条目，《汉语大词典》《近代汉语词典》都没有收录，但敦煌吐鲁番契约文书中出现了“画指为信”“画指为记”“画指为验”这样的话，而且还有实物图为证。“画指”就是指在契尾的署名旁描摹指节以作凭据，是一种早已失传的法律文书中表示征信的方式，主要见于唐代贞观以后至敦煌吐蕃占领时期。
此前收条目最多的《敦煌文献语言词典》收录了1526条，开始张老师预估大词典收词在6000条左右，最后编写完成，条目超过二万一千条，是原来预估数的三倍以上。
伯4514（1）10号《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图下有文字“请匠人雕此印板”，这是世界上最早见于版印实物的关于“雕板”“印板”的记录。本词典收有“雕板”“印板”词条。
引文核实比对。本词典引用了五万条以上的写本用例，全部直接摘取自写本原卷，并经逐句逐字反复核对，包括合成后安排专人逐条覆核原卷，写定时逐一比对原卷，主编统稿时核对原卷。特别是词目字，凡例规定一般按原卷摘录。如初稿原准备收录“個個”条，核实引文发现写卷中都作“个个”，再查全部写卷也没有“個個”或单个字写成“個”的，只有“个”或“箇”。今天当作简化字的“个”，古代早已有之，而今天繁体字通行的“個”字，应是“箇”的换旁俗字，大约宋代前后才真正出现（“箇”字本指竹枚，故从竹；后世多用于指人，故换从人旁；传世秦汉文献中有“個”，那是传刻时当代化的结果）。又如敦煌写卷中“斷/断”“亂/乱”“禮/礼”都有出现，我们现在通行的简化字“断”“乱”“礼”均为当时的俗字。面对上千年前古人手抄的清晰度不高的写本原文，要把引例准确地摘录下来，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作者团队靠着一丝不苟的精神做到了这一点。
释义斟酌推敲。释义是词语的灵魂，条目释义要求准确简明概括。一个条目的考释可以写几千甚至上万字的一篇论文，但到了词典中，则需要浓缩成一个简短的词条。同样，本词典每个条目的释义尽管只有几个字几十个字，但背后其实蕴含着作者大量例证的比对和充分论证的支持。前人已有考释的条目需要斟酌释义是否合适，不能直接拿来就用；大量新条目的释义或条目的新义项更是需要作者对搜集的用例反复推敲比较，在此基础上才能提取和归纳。所谓词典一分钟，作者一年功，真实道出了词条释义的不易。如“崩背”条，《汉语大词典》释为“指帝王之死”，本词典则根据敦煌文献的实际用法，指出该词本指帝王之死，也泛称尊者之死。
按语回答“为什么”。一般普及型词典通常只回答“是什么”，但本词典定位于学术词典，凡例中明确提出了“明其得义之由”“穷其渊源流变”的高标准，也就是说，不光要回答“是什么”，还要回答“为什么”，让读者既明其然，又明其所以然。敦煌文献内容无所不包，要做到这一点难度非常大，需要反复斟酌确定。比如“敦煌”这个地名，规范的写法是“敦煌”还是“燉煌”？以前众说纷纭。作者在按语中阐明了这个地名用字产生演变的过程：从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立郡至北凉承平十三年（455）的简牍、石刻、写本中，一律都写作“敦煌”；北魏中期至宋初的石刻、写本中大多写作“燉煌”，少数作“敦煌”；唐代有“燉煌郡之印”，用的是从火的“燉”，可见这种写法当时已约定俗成，并被官方所认可。作者指出“燉”其实是“敦”受“煌”影响而类化的增旁俗字，“敦煌”为较早的写法；有人说“燉”为正体，“敦”是其俗写假借，显然是不正确的。又如今天的“葡萄”一词，在敦煌文献中有“蒲萄”“蒲陶”“蒲菊”“蒲桃”“蒲銚”“蒱桃”“莆桃”“浦逃”“浮桃”等多种写法，相关条目的按语从可靠的碑刻和写本文献分析，指出这个词为古大宛语，因为译音用字不同和手写俗讹，所以有多种形式，南北朝时期较早写作“蒲陶”，稍后作“蒲桃”，隋唐以后才开始写作“蒲萄”，宋以后才作“葡萄”，清楚说明了这个词从“蒲陶→蒲桃→蒲萄→葡萄”演变的过程。
编排方式创新。敦煌文献字多俗写，一字异形或一词异形的情况特别丰富，同音别字也触目皆是，识读不易。本词典以字统词，把相关的异体字、假借字、异形词附列在某一主条之下，把
同形的字、词串在一起，形成了异体字、通假字、异形词三种群。如“胭脂”是一种用于化妆和国画的红色颜料，因胭脂的主要原料红蓝花匈奴语译音用字不同，本词典所收的异形词有“烟脂”“烟支”“因支”“燕支”“焉支”等10个，副条与主条的关系一目了然。但每个群的创立是建立在对敦煌文献语言整体全面把握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意味着预先对词条大量的整理与比较认同的工作，大大增加了编写的难度和工作量。
词典编写的辛劳确实是外人难以想象的。张涌泉老师说这是他付出心力最多的一部书。本书主编之一，如今已是复旦大学青年长江特聘教授的张小艳老师对此也深有感触，她说：“从2001年跟随张老师读博士开始，阅读写卷、摘录词条、撰写条目的工作一直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头上的青丝也熬出了华发。”一部词典见证了她从博士到教授、博士导师成长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郜同麟，从读博士参与进来也已有十五年之久，他说：“十五年中，至少有三年大年夜张老师都在跟我讨论词条撰写；十五年中，为了确定词义不知和老师、师姐抬了多少杠。”
稿子基础非常好，如何将它打造成精品？出版社提前好几年就招聘了敦煌学专业的编辑，组建了精干的编辑团队和外审队伍，所有条目一条一条逐字逐句审读，不敢有丝毫懈怠，不放过任何疑问。如“鸿梁”条，原稿引用伯3251号《菩萨蛮》：“昨朝为送行人早，五更未罢至鸡叫。相送过鸿梁，水声堪断肠。”编辑审读时觉得这个“至”字有点奇怪，查阅原卷，字形似乎介于“至”“金”之间，但从文意看应该“金”字更合适。经与作者沟通，原来作者一开始是根据黑白图版录文的，此字原卷略有涂改，写定核检时没有特别注意这一点；进一步复检原件存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官方网站的彩色照片，发现此字原卷确实有涂改，从修改痕迹判断，应该是原本错成了“至”，后来又在原字上改作了“金”。这样顺利解决了这个引文疑问，词意也就更加顺畅了。
法藏伯3251号《菩萨蛮》右倒3行有“五更未罢金鸡叫”句，这个“金”字应该是原本错写成“至”，后在原字上改写成了“金”。
又如“倒首”条，原稿释义为：犹“倒产”，生产时婴儿的头后出来。复审提出“倒首”即倒头，就是头先出，婴儿出生时头先出为顺产，与分娩时婴儿脚先出的“倒产”意思应该不一样。为保证释义无误，责编建议作者将引例“从于产门，倒首而出”再仔细推敲一下，根据上下文确定原文究竟是讲顺产还是逆产。作者最后确认这段文字所述为一般的出生，讲的是正常的生产，修改了释义，这样也就避免了一个大的硬伤。
再如“透贝”条。原稿释为“指织成贝状花纹的丝织品”，我们审稿时发现这个释义有些不好理解，怀疑这个“透贝”是否指花纹凸起。编辑电话请教了一位蜀绣大师，回答说没听说过这个词。又请教河南科技出版社做手工刺绣书的编辑，回复指出两宋辽金时期，有“透背缎”，但她翻阅手头资料没有找到一个贝壳图案的例子，认为透贝和鹿胎并列，应是一种工艺。她建议找一下《中国古代纺织与印染》这本书以及该书作者赵翰生先生。
看来这个问题确实不简单，我们便将疑问提交主编，作者们随后在群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负责写作该条的张小艳老师之前考释文章将“透贝”校作“透背”，后被人引用宋代黄度《尚书说》中的引例反驳，所以原稿接受了反驳意见。敦煌文献中的“透贝”到底是不是传世文献中的“透背”，能不能像《汉语大词典》那样释为正反面都织有花纹的丝织品？作者们连夜进一步查找文献，包括中国丝绸博物馆赵丰先生的文章，根据新材料将释义改成：同“透背”，织成贝状花纹凸起的丝织品。但这个释义能不能定论，有没有出土的图片可以佐证呢？作者又请教中国丝绸博物馆的王乐老师，王老师回复说是一种织物品种，可能与其图案也有关，建议参看一下已有对“鹿胎”的考证。通过请教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东华大学等单位的七八个专家，包括前面提到的赵翰生老师。作者团队最后修改定稿，确定敦煌写本中“透贝”应该就是传世文献中的“透背”，是指一种绞缬类的丝织品。一个条目的修改，可以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其背后凝聚着很多人的智慧，更凝聚着作者的汗水与心血。
伯4515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印本
几年来编辑们与作者团队密切配合，不厌其烦地打磨书稿，心中只有一个目标：把词典出版好！
除出版社审读外，我们还约请了近代汉语研究专家、宁波大学人文学院周志锋教授通读全稿，付印之前，主编又出面约请多位学有专攻的某一领域的顶尖专家审定部分条目，如长于历史文献、佛教文献的郝春文教授，长于天文历法的邓文宽研究员，长于语法词汇的杨永龙教授，长于文学的伏俊琏教授，长于石窟壁画艺术的赵声良教授等。相当于从不同专业，再一道道把关，确保词典的质量。
《英汉大词典》主编陆谷孙先生说，有志于词典编纂的学人“会从单调、烦琐、繁重、艰辛的劳动中发掘乐趣，寻求报偿。乐趣在于遨游英语语词的海洋，报偿在于翱翔英语文化的天地”。我想潜心大词典编写的作者们一定已经有同样的感受。这部沉甸甸重达十三斤的词典，是作者团队学术智慧和力量的结晶，是敦煌文献语言研究精华的汇总，我们期待人们借着这叶扁舟，在浩瀚的敦煌文献之海航行，与古人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与交流，感知敦煌语言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精髓与魅力。
